人性论为儒家心性哲学的基石,性善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主流,也是一直备受热议的话题,历代儒者对于性善论有着不同的诠释。孟子性善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从群体意义下的“人”向个体意义下的人的位移、过度。由此,个体的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20世纪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性善论的诠释又取得新的进展,其中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对性善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研究路径与意义方面推陈出新,为后来的性善论研究和诠释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特别是他们站在中西结合、融通的时代巅峰之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必然对性善论的诠释持有特定的看法,背后所彰显致思理路和诠释方法、诠释效力亦有不同。唐君毅对中国的人性思想进行全面的疏解与诠释,他将中国人性思想置于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大脉络之中,特别是将孟子人性论思想与告子、荀子加以比较,从而把握到孟子性善论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他看来,孟子“即心言性”,超越了自告子以来的“以生言性”的传统,他进一步就“心之生出”深入挖掘孟子性善说的具体内涵,创发新论。唯即心言性,才能确立人之为人的根本,才能确定人是道德存在这一事实。对孟荀之间的人性学说的争论,唐先生指出孟荀之异不在性上,而是在心上,这样,在孟子那里“即心言性”“就心之生”处言性善所体现的心与性的统一,转而荀子则从心、性对立的角度对人及其行为进行考察性恶说,这种诠释角度一定程度上也为荀子之性恶论并非是性本恶论做了进一步说明。牟宗三对《孟子》的诠释是以心学的方式展开。牟先生讲孟子一反他平时最擅长的“依概念之分解纯逻辑地凭空架起一义理系统”的路径,而是采取了疏解经典的方式。而他对对孟子思想的概述主要集中于对《孟子·告子上》的文本诠释疏解之中。战国时期流行的多种人性论的观点在该篇中都被概括出来,同时又是孟子人性论最为集中的表述,因此该篇成为历代学者爬梳先秦人性论尤其是研究孟子人性论思想始终绕不开的章节。牟先生通过疏解《孟子·告子上》以创作《圆善论》,接续孟子“性善”的基本义理而进达“圆善”的问题。牟宗三通过对人性论的梳理,认为中国历史上正宗儒家对性的探讨存在两种进路:一种是“天命之谓性”,由《中庸》《易传》代表的一路,亦称为“宇宙的进路”。一种是以孟子为代表的进路,坚持仁义礼智内在于心,即心说性,可以称为“道德的进路”。两种路向挑战了历史上久成传统的成说,认为《中庸》与《孟子》的路向是不同的,但这一致思理路对于细化、深化理解子思与孟子之间的思想差异,非常重要。徐复观对性善论的诠释,不同于热衷于形上学建构的熊十力、牟宗三和唐君毅,而是本乎史学家的立场,寻求思想史的疏解,反对建构形而上学,提出“形而中学”运思理路。在人性论史上,徐先生推崇从先秦诸子所流传出的人性论探讨,认为他们对人性论的论说基于体悟,这种体悟具有根源作用,一旦形成,渗透进入人活动所能关涉到的各个方面,便会使得人性论开始影响人自身的一切思想、活动。总之,通过对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的性善论的诠释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诠释研究有着共同的本质特征。他们重视文化价值在历史发展中的根本作用,深入的文化价值的根源来思考社会现实问题。可以说是性善论诠释的一个基本特征。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基于此特征出发,在中西历史之发展中各持其中之一面,对孟子性善论研究各有其新意与推进之处,当然也不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