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象学及其美学是一种外来的哲学-美学样式,最初来自20世纪早期美国对欧陆现象学及其美学的学习,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纳粹掌权而逃往美国的欧陆流亡现象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现象学虽然在美国获得了一些发展,但并没有在美国哲学或美学史上产生较大影响力。60年代之后,现象学及其美学在美国找到了真正的生长点,获得了几次发展的生机,并在80年代之后,与经验-分析传统下的哲学和科学开展越来越频繁的对话与合作,在问题域和方法论上呈现出新的面貌。由于现象学美学以现象学哲学为基础,所以美国现象学美学的发展,与美国现象学哲学的发展动态密不可分。同时,由于现象学美学还以艺术和审美现象为研究对象,所以美国现象学美学,与美国的艺术实践、美学理论,以及艺术学的发展情况直接相关。本文以现象学为基本研究方法和立场,对美国当代现象学美学的传统、当代语境,以及它与分析美学和认知科学的对话与合作,进行逐一考察与检验,以此探寻认知倾向的来源、特征,以及利弊得失。在第一章中,本文采取历史研究和学理分析的方式,对美国现象学机构和历史的形成,以及美国现象学美学的哲学传统,进行讨论,以发现认知倾向在现象学自身传统中的来源。对于历史研究,根据现象学原则,我们既要明确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又要澄清对美国现象学史的把握方式。对于学理分析,本章主要对美国现象学的两股早期潮流进行了考察,并选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凯恩斯、古尔维奇,以及怀尔德的现象学方法作为研究对象。虽然凯恩斯和古尔维奇的研究范式属于胡塞尔式现象学,而怀尔德的范式属于存在主义现象学,但他们都分别对感知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认知方面,进行了密切关注。同时,他们的关注也存在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预示了美国现象学及其美学,在后来的走向与面临的困难。在第二章中,本文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后现代状况中,美学与艺术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主要关注的是艺术的危机、分析美学和文化批评对艺术危机以及后现代状况的反应,以检验当代美国现象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对话对象,以及研究语境。其中,在研究对象上,美国当代现象学把当代艺术的危机和艺术实践纳入考虑,并在此基础上就审美体验和艺术活动的问题,和分析美学发生了对话。同时,文化批评也对审美体验和艺术活动进行探讨,但他们却不是为了缓解艺术和美学的危机,相反,他们的思路加剧了这种危机。无论是分析美学,还是文化批评,对审美经验和艺术活动的思考都表现出显著的认知倾向,它们的问题也主要彰显在这种倾向里。第三章对欧陆传统下的美国现象学美学进行研究,以明确当代美国现象学美学在自身美学传统中的渊源。本章主要以考夫曼的美学本体论和许茨的音乐社会学作为讨论对象,这两种美学样式也体现出关注认知的特征。在考夫曼的美学体系中,虽然有形而上学的关切,但他把这种关切限制在认识论的领域里,也主要关注审美与艺术对自我认知和世界认知的揭示。许茨的音乐社会学,以他的主体间性理论为基础。音乐活动的不同参与者,具身体现了几种不同的主体间性,揭示了音乐活动的时空属性。这两种美学样式分别对审美的形而上学方面,和艺术的社会学方面,进行了特别关注,但它们的关注方式也存在一定问题。第四章把美国现象学美学与分析美学的对话作为考察对象,并关注在审美体验和艺术活动的问题上,两种传统如何进行对话与合作。盖格尔的价值论美学与布拉夫的艺术界现象学,是本章的关注对象。同时,与他们产生对话或联系的分析美学家——比尔兹利与迪基,本身也是对方的论争对象。盖格尔的价值论,体现了美国现象学美学中特殊的反认识论特征,他对美学事实倾向的批评,以及对心理主义的批评,打开了我们重新审视美国当代美学认知倾向的思路。布拉夫在艺术界的问题上,结合了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论述,以及分析美学中的制度论,对艺术的本体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从事实论的角度来看,布拉夫正是盖格尔所批评的对象。在第五章中,美国当代现象学美学与认知科学的竞争与合作,得到了集中关注。首先现象学与认知科学合作的基础、历史事实、具体方式,存在的启示与问题受到逐一检验。然后本章重点分析了凯利的感知艺术学,以及阿维德森的格式塔现象学美学。他们都把自己的艺术学或美学研究,建立在感知哲学的基础上,并分别对艺术史上不同艺术形式的感知本质,以及审美对象的显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看到,美国现象学及其美学发展至今,获得了更多与经验-分析哲学美学传统对话的机会,也极大地推进了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但是对艺术与审美形而上学方面的忽视,或者逐渐淡化,不仅限制了现象学美学对审美体验与艺术活动问题的探讨,而且可能会危及到美学与艺术学学科的定位和意义。同时,在凯利与感知哲学的对话中,我们也看到,即便是经验-分析传统,当处理感知问题时,拒斥了形而上学,也无法走远。但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哲学与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