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保护花费巨大,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栖息地的保护成本将越来越高,政府用于反偷猎巡查活动的费用也是一笔巨大的支出。而世界上大部分濒危物种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监管力度和财政支出都难以跟进。因此,很多生态保护学家、经济学家开始寻求新的有效、经济的保护方法。其中,提出了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殖可作为一种新的保护手段,来解决人们对野生动物产品的需求和野外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目前对于野生动物繁育业是否利于物种的保护争论不已。支持者认为：1、野生动物养殖可以有效控制偷猎；2、人们对野生动物产品仍有需求,野生动物养殖可以提供廉价替代品；3、可以替代非持续性狩猎和砍伐,为相关地区人民提供生活来源；4、促进栖息地保护；5、有利于发展狩猎；6、可以保护牧场内的野生动植物；7、有利于保护珍稀物种；8、为野外放归和种群恢复提供可能性。反对者认为：1、繁育业会刺激消费者需求,从而刺激非法偷猎；2、从野外获得创始种群会威胁野外种群,同时为野生动物洗白走私提供机会；3、养殖场受利益驱使,而非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其商业化的局限性；4、违反动物福利：5、容易引发生态安全危机,同时威胁人类健康；6是否有利于保护物种有待证实。可见,繁育业与野生动物保护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与繁育的物种、国家土地制度、养殖形式等诸多因素相关。应该辩证客观的看待繁育业。中国是亚洲黑熊分布范围最广的国家。熊胆作为中国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在传统中医药中的应用使得黑熊本身的商业产品价值较高。与我国传统中医药发展息息相关的黑熊繁育业在我国已发展20多年。自“归真堂上市”事件以来,舆论对是否应该取缔黑熊繁育业、禁止黑熊产品贸易争论不休,使我国黑熊养殖业及熊胆粉利用面临异常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本文在对野生动物繁育业是否利于物种的保护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总结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黑熊资源保护和繁育业状况,于2013年在北京、长春、成都三地进行了公众对黑熊保护问题及繁育业发展态度的问卷调查,采用频数分析、交叉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阐述相关问题。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黑熊产品普及度不高,公众对人工取胆方式存在很深的误解,而且多数人认为熊胆可被代替;公众保护黑熊法律意识有待提高,对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积极性不高,对国家相关野生动物制品标识管理情况缺乏了解；公众对国家开展野生动物繁育业基本呈支持态度,但是仍有部分公众对繁育业存在误解。为引导公众树立对黑熊繁育业的正确认识、结合我国国情规范黑熊养殖业发展使其发挥保护的积极作用,提出以下建议：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野外黑熊种群的监测,关注人兽冲突,控制偷猎；进一步加强黑熊养殖场管理,坚决取缔不合格企业；高度重视黑熊福利问题；推广黑熊产品标识化管理,维护合法市场；加大企业正面宣传,还原养熊业真相；关注极端组织诋毁性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