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的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很多考古学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笔者认为在进行文明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明确文明的概念,很多学者倾向于把文明的某一个因素看做是文明的全部内容,对文明起源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限制。笔者认为可以把文明看做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氏族制度开始解体到国家出现的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王权、神权逐渐走向联合统一的过程。在对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鸟形“神器”、“日月山”刻划符号,龙山文化时期的七足镂孔器的研究中发现这三种器物正是对神权到王权过渡的最好的注解。出土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鸟形神器和“日火山”的刻画符号,反映出这一时期蒙城尉迟寺人存在着对鸟和太阳的崇拜,宗教祭祀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的重要作用,掌握宗教祭祀权利的人虽然并不一定享有绝对的权利,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到龙山文化时期蒙城尉迟寺出土的“七足镂孔器”与金文中“皇”字的书写方式极为相似,二者应该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这些说明该器物应该具备一定王权的象征。文明起源看做是王权与神权走向联合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王权与神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王权还未出现的时候,神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统治地位,当王权出现时神权的地位开始下降,并逐步的沦为王权的附庸,神权的存在只是为王权的存在提供理论依据,神权对王权的合法性提供解释。神权与王权的这种地位的变化,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条件下,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水平有限,采集与狩猎是这一时期主要的食物来源,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就把具体的自然现象做了抽象的理解形成了宗教观念,这些抽象的理解是在一定的生产生活经验基础上产生的,于是那些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掌握了宗教祭祀的权利,在社会生活中享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部落之间人地矛盾变得尖锐,军事活动成为部落生活的重大事件,军事权利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并逐渐的演化为世俗的王权,这个时候王权就开始取代神权,神权沦为王权的附庸。所以,神权与王权关系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在不同的阶段出现不同的不同的生产关系,也就意味这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组织与之相适应。社会组织的不断复杂化、系统化也导致权利出现了相应的变革,通过对蒙城尉迟寺出土的器物的研究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一点。总之,对文明的含义的不同理解造就了文明起源研究的差异性。如果把文明看做是一个过程,神权与王权关系的变化是研究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线索。本文在结合蒙城尉迟寺出土的遗存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神权与王权的关系做探讨,希望能对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做出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