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兴,内忧外患,伴随着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势力的入侵和渗透,西南边疆形势一度紧张复杂,民族问题日益凸显,广西特种部族问题备受关注。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兴起,社会调查、民族调查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地政府、社会群体、学术团体出于认识社会和改良社会的目的开展对广西瑶族的调查。从20世纪20年代起,学人开始走进瑶区从事调查工作。尽管学界对广西瑶族的调查开展较早,但由于广西瑶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学人开展调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部分学者由于学科背景和调查目的的差异,对于实地考察的理论和方法难以一致,调查成果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抗战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的调查研究进入一个繁盛阶段,唐兆民、徐益棠、费孝通、王同惠、杨成志、黄现璠等一批名家接踵而至。此时调查人员多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人员素质、调查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较大进步,调查团队和研究刊物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1945年之后,内战渐起,百业萧条,学人缺乏一个良好的调查研究环境,这一时期学界对广西瑶族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民国时期学人对广西瑶族开展的调查活动,调查团队类型和调查次数较多,调查内容和研究成果全面而丰富,是对民国广西特种部族的真实记录。学人以广西瑶族调查为契机,建构民族学研究体系,推动了民国时期少数民族调查的热潮,不仅促进了民族学的发展,也培养了大批专研民族研究的学术栋梁。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传播与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相关学科的进步,推动了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进程,使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广西瑶族调查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