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一直是笔者喜欢的作者之一，也是当代文学史上广受争议和关注的作家。笔者通过翻阅郑州大学图书馆馆藏的31本中国当代文学史①，发现文学史中对王朔作品的描述存在着遮蔽、偏差和误读。具体表现在：1、王朔出现在文学史中，因其大量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开影视公司、担任某些影视作品的编剧广泛涉足大众文化经常被列为畅销书作家、通俗作家，归入大众文化的范畴，从而忽视了王朔作品的严肃性。这个结论存在着偏差：首先一个人可以有多重身份，王朔既可以是影视编剧和影视公司老板也可以是严肃作家，诸如被文学史奉为先锋作家的马原也有另一个身份——影视公司老板，不能因为王朔广泛涉足大众文化而忽略他作品的严肃性。其次作为影视剧编剧的王朔和根据王朔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都要遵守大众文化的游戏规则，不能代表王朔真正写作水平。2、文学史对王朔的定位为：王朔用调侃式的语言取得了反讽的语言效果，以俗戏雅，消解了特定意义上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也消解了人文精神；消解了道德；消解了崇高，批判大于建设，长于消解无力建构，讽刺多以思考。这一定位并不能成立，首先这一结论明显把文学和道德的关系做了简单的处理，文学史的道德观是和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诗言志”等强调政治教化的文学观一脉相承的。这种文学道德观极具功利性，要求作品的中心思想和价值观要符合儒家的思想言论；而王朔所坚守的道德是和康德、鲁迅、胡适一脉相承的是以“自由”为核心的无功利的道德。其次这一结论把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做了简单的处理，把王朔等同于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忽视了王朔作品中存在的复调等叙事手法。最后，王朔作品的创造性表现在：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喻文学占主流的文学界，王朔作品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对无功利道德的弘扬；对正常人际关系、公民社会的诉求；对独立有尊严自我的追寻等透露着“启蒙”的气息。3、在文学史中，王朔的《动物凶猛》的主题被定位为：相对集体性叙事的个人化历史叙述①从个人化的角度反思文革。相对于王朔的其他作品《动物凶猛》被文学史评定为最出色的一部。这种解读忽视了《动物凶猛》传递的青春“力比多”气息，遮蔽了《动物凶猛》的残酷青春主题，也掩盖了王朔其他优秀作品诸如《《许爷》、《过把瘾就死》等。本文主要是通过解析这些偏差和遮蔽，对王朔的文学史地位进行再考量。　　本文第一章通过对王朔现象进行回顾和梳理，来解读文学场中王朔形象的是怎样确立的。1980年代末王朔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但很长一段时间王朔只是热在文学界外。王朔最先受到电影界的关注而非文学界。文学界内只能看到关于王朔作品零零星星的的评论，评论家甚至还不同意电影界加诸于王朔的“痞子”称谓，给王朔辩护。可惜的是，89年以后大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2年剧烈冲击人文界的市场经济轰然启动，大众文化已成燎原之势，精英文学的启蒙梦想彻底破灭。文学界在面对激烈冲击时收缩自身的内涵，排斥异己。文学界对王朔及其作品的看法发生了彻底变化。王朔化成了一个和精英文学对立的符号，成为了众人批判的靶子。王朔在精英文学场中“他者”的形象正式确立，也奠定了日后王朔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本文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王朔在文学史中被称为“通俗作家”，笔者主要针对文学史中把王朔称为“通俗作家”的证据展开解析，试图发现一个被文学史遮蔽的、严肃的、具有批判意识的作家王朔。支撑王朔被归入通俗作家的依据大都是王朔广泛涉足大众文化，即王朔的小说大量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王朔曾经是影视公司的老板，由王朔担任编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曾经创举万人空巷的收视神话。笔者通过举例论证：一个人可以有多重身份，王朔既可以是影视编剧和影视公司老板也可以是严肃作家，诸如被文学史奉为先锋作家的马原也有另一个身份——影视公司老板，不能因为王朔的其他身份而忽视了他严肃作家的身份。影视剧编剧的王朔和根据王朔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都要遵守大众文化的游戏规则不能代表王朔正真的写作水平，以探讨“人的独立自我”为主题的《过把瘾就死》与都市爱情为主题的《过把瘾》的差别；电视剧《渴望》严格标准工业流水线似的创作过程，大获成功，而《看上去很美》却因偏离大众文化的工业流程，加入了王朔自己的思考取得很低的收视率和经济效益，就是很好的说明。因此把王朔归入“通俗作家”的范畴忽视它的严肃性是一种片面的行为。　　本文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文学史对王朔的定位为：王朔用调侃式的语言取得了反讽的语言效果，以俗戏雅，消解了特定意义上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也消解了人文精神；消解了道德；消解了崇高，批判大于建设，长于消解无力建构，讽刺多以思考。通过具体的例证解析笔者发现这一定位并不能成立，首先这一结论明显把文学和道德的关系做了简单的处理，文学史所要求的道德是世俗的、约定俗成、功利的道德；而王朔所坚守的道德是和康德鲁迅胡适一脉相承的以“自由”为核心的无功利的道德。其次这一结论把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做了简单的处理，把王朔等同于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忽视了王朔作品中存在的“复调”、“双重叙事”等叙事手法，这种叙事手法在王朔的作品经常被使用。最后，通过细王读王朔的一系列作品诸如：《刘慧芳》、《千万别把我当人》、《于爷》、《看上去很美》等，笔者发现王朔作品的创造性表现在：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喻文学占主流的文学界，王朔作品“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对无功利道德的弘扬；对正常人际关系、公民社会的诉求；对独立有尊严自我的追寻等透露着“启蒙”的气息。　　本文的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在文学史中，王朔的《动物凶猛》被定位为相对集体性叙事的个人化历史叙述①和从个人化的角度反思文革。相对于其他的作品《动物凶猛》被文学史评定为最出色的一部。通过还原具体的历史语境笔者发现这种解读和文学史界反思“伤痕文学”相呼应，这为王朔进入文学史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同时也意味着纵深的误读，即忽视了《动物凶猛》传递的青春“力比多”气息，遮蔽了《动物凶猛》的残酷青春主题，也掩盖了王朔其他优秀作品诸如《许爷》、《过把瘾就死》等。　　通过解析文学史中的王朔现象笔者发现：文学史现象研究需要用校正的方法,对其进行不断的、反复的观察和探究。这意味着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曲折的过程。笔者想通过对文学史中的王朔地位进行再考量，为未来文学史中更接近真实的王朔出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