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战争使中华民族一下子面临生存的重大转折关头,把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下面,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感到苦闷彷徨又愤怒激昂,同时忍受着生活的痛苦和焦虑。在这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诗歌艺术家要真正地了解文学艺术的特殊性,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对诗歌文艺的召唤,深刻地体察民族命运对文学艺术的期待。诗人必须为民族的生存,为正义的发扬,也为在战火中求得文艺自身的发展而大声急呼。民族革命战争给文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让诗歌与现实生活更加深切地结合。通过诗人真实的感情抒发人民真实的感情,诗歌的命运就必须与时代、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诗是要诗人感情的真实性达到人民感情的真实性。它概括的感情内容越深广,就越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它与人民真实感情越相通,就越具有代表性。胡风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诗人及理论家,值得我们研究。胡风认为,诗人要从现实生活出发,把自己的痛苦、欢乐、愤怒、悲伤等都根植于人民。如果只关注自己的内心,只关心自己,就不是现实主义诗人。开拓感情世界唱出人民心中的声音,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现实主义诗人们的共识,但诗人不能是被动的录音机,而是要能动地充当人民的声音。他还认为,现实主义诗人要忠于自己的体验,又要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感情世界,充分地抒发人民的感情。诗人可以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素材,也可以熟悉更多以前都没有经历过的生活,体验它、感受它、思考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了解它,在同时代人的生活中开掘经验世界,增强真实感。在诗歌世界中要尽可能接受客观现实世界,这样诗歌才能广泛地抒发人民的真情实感。时代选择了诗歌。人民的感情不应是空洞抽象的。诗歌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下记录一个时代的感情,抒发一代人的感情。时代精神的体现取决于它在诗人心灵的渗透程度。诗歌绝不是叙述生活。真正的诗,都是诗人自己真实情感的表露。当诗的命运与时代命运紧密结合,诗歌就会得到充分发展,题材扩大,诗人队伍扩大,读者群扩大他的诗歌理论在表面上看与抗战时期所宣传的理论主张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仔细考察一下他的理论主张,就会发现他诗歌理论的独特性。胡风的抗战诗歌论在强调客观现实生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在强调诗人作家的主观精神,并认为主观精神是诗歌创作的最后决定因素;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反对诗歌的主观世界脱离革命理性的指导,走向非理性的倾向,也反对用理性代替文学中的感性世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胡风的抗战诗歌论是主客观相统一、感性与理性相依存的辨证理论。本篇论文以期准确认识胡风的抗战诗歌,填补学界对胡风研究的薄弱,达到充实重庆抗战文学内容,丰富抗战文学的战时性、独特性研究的目的,为促进重庆抗战文学研究地位的上升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