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美国人类学家波特夫妇来到广东省东莞市一个叫增埗的乡村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详细记录和描述了1949年之后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一书，于1990年在剑桥大学出版。这是一部由国外人类学家对广东农村社会生活的长时段实地调查后的研究专著。波特夫妇这种“第一次参与观察调查”的效应，和著作中所反映的改革开放转折点上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和社会转型，使得这本书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和象征意义。　　 本论文是一项人类学跟踪研究，所要反映的是在波特夫妇调查之后三十年来，增埗的发展和变化。力图通过三十年后的回访来延续该田野点的学术生命，寻找跨时空对话的路径；并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审视同一田野点，寻求三十年前波特夫妇留下的问题的答案。　　 改革开放三十年，增埗村的发展个案是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本论文沿着波特夫妇当年的田野调查线索追踪增埗的变迁，对增埗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跟踪调查，利用重新审视增埗的机会，从一个微观的视角探寻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变迁的历程。在研究方法上，同样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使用了大量文献、档案、统计资料。在获取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从婚姻家庭和宗族组织、政治制度、土地与经济生活、乡村管理、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参与等几方面来具体分析和展现增埗的社会文化变迁。　　 论文描述了改革开放后增埗村所发生的生计模式、婚姻家庭、性别分工、宗族等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化。进一步分析了随着乡村都市化的快速展开，农民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根本变化，传统的以土地为生的文化观念又受到了怎样的冲击；为乡村都市化的主体人群，采取了何种适应机制来回应这种社会变迁。同时，以如何将农村股份合作制这一新形势下的经济制度切实落实到地方农村，从而推动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顺利开展作为问题意识，了解和认识分散的土地资源如何有效地整合，各项制度与地方实践何以达到统一。论文调查了村民自治和政府基层政权组织、宗族、农村社会生活中血亲和非血亲的社会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国家政策对于农村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地方政府领导的结构，以及它们如何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扮演的中介角色。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工业化、都市化而产生的“二元社区”的形成与变迁进行了实证分析，着力描写了从改革开放至今，外来工与本地人从开始的隔离渐变为融合的关系，当地人与外地人的交流互动缓和了他们之间的冲突，“二元”性有所弱化。但是，意识形态和心理的差异并不能在二三十年里就得到完全的认同，“二元社区”的格局必将在长期一段时间内存在，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如果说，人们语境中的“革命”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自上而下的、迅猛的和外在的；那么，这三十年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则如同一场悄悄的“革命”，它是深入人心的、参与性的、自觉的变革。在新时期的珠三角地区战略定位中，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参与中，增埗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环境，更加多元的矛盾和冲突。增埗这样一个农村的细胞将会走向何方?增埗人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论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对近三十年增埗的发展和变化提出了作者的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