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违规属于合同违约,运动员作为违约的一方当事人需承担违约责任,体现在反兴奋剂规则中即为禁赛、取消成绩等处罚。违规运动员大多会以自己对违规结果无过错或无疏忽作为抗辩事由来免除责任,从而避免严厉的禁赛处罚,反兴奋剂规则中关于免除对违规运动员处罚的条款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体育仲裁机构在决定是否适用无过错条款减轻对运动员的处罚时,首先,会考虑运动员的主观意图。其次,对于兴奋剂物质进入运动员身体的结果,体育仲裁机构会考量是否具有客观归责于运动员的可能性。当下的仲裁实践中,仲裁机构并未严格把握运动员无过错的门槛;同时,当前禁用物质的量对于提高比赛成绩的作用缺少阈值规定;不同仲裁庭之间的仲裁标准把握也有较大差别,甚至截然相反;支撑仲裁机构作出裁决的WADC本身便存在“立法”上的漏洞,这些问题损害了运动员的基本权利,也对仲裁庭裁决的权威性产生的冲击。可以从仲裁实践和规则制定两个方面解决上述问题,首先,仲裁机构应当严格适用无过错条款,而且可以通过列举加概括的方式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其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应当确定禁用清单中违禁物质的量以便认定运动员是否有提高比赛成绩的意图。再次,确立仲裁先例对后续裁决的规范作用。最后,WADC需要完善因受到陷害导致兴奋剂违规时运动员有权主张无过错的规则,并重新规定多元证明标准。我国运动员应积极接受反兴奋剂培训,在涉及兴奋剂违规时,如果存在减免处罚的情节,积极适用无过错条款,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反兴奋剂机构在适用无过错条款时同样应当严格把握尺度,监督无过错的运动员事后的反兴奋剂学习,对《体育运动中的兴奋剂管制通则》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