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政策手段,它们的最终政策效应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健康运行和平稳发展,故而在一国的政策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84年我国通过立法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一直在自我探索中实践着,带有明显的相机抉择思想。在“九五”计划中,货币供应量被正式纳入新的中介目标范围,我国货币政策开始与国际货币政策操作方式接轨。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与全球化,货币供应量在可测性、可控性以及相关性指标的有效性上逐渐出现弱化态势,从国际上来看,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重心正转向利率或直接盯住通货膨胀最终目标,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随之趋于规则化。本文从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与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泰勒规则出发,探讨了我国在扩展泰勒规则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为阐述规则行事的优越性,本文从历史角度回顾和总结了“规则”与“相机抉择”的百年之争,并就国内外货币政策实践史作出概括性描述,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规则行事成为各国货币政策操作方式的主流趋势；进而结合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引出泰勒规则,在国内外学者对泰勒规则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经典泰勒规则作出修正推导,并给出公式结果,作为实证研究的模型基础；接着,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运用经典泰勒规则及一系列扩展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经典泰勒规则能较好地描述我国货币政策的反馈形式；扩展后的泰勒规则优于经典泰勒规则,我国中央银行存在利率平滑及前瞻性行为；扩展泰勒规则的回归结果中通货膨胀系数较小,说明基于利率调控思想的货币政策在我国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外汇占款过大阻碍了利率与汇率的协调作用；Shibor暂不具备成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条件。最后,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本文从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货币政策制度调整等角度分别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