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纳入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也宣告为期两年的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结束。在各个试点地区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总结报告中,笔者发现不论是基于试点部分地区的情况,还是试点总体的数据统计,认罪认罚从宽中上诉(被告人)、抗诉(检察机关)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上诉(被害人)反悔的情况都确实存在。此外,从纵向角度出发,相较于原刑事速裁程序试点中的数据,认罪认罚从宽中被告人上诉、检察机关抗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上诉的比例都有所抬头。认罪认罚从宽中各个主体的诉讼行为,不仅增加程序讼累,削弱了繁简分流的改革目的,亦是其对认罪认罚所达成协商“反悔”的表现之一。面对认罪认罚中已事实存在的反悔情形,明确何谓认罪认罚从宽中的反悔权以及其性质、构成。对各个参与主体在认罪认罚中反悔权的行使分主体、阶段予以规制,构建认罪认罚从宽中的反悔权制度,是从已然角度对认罪认罚从宽这一制度中所存在的风险进行的评估,其不仅可以纠正目前认罪认罚中出现的部分问题,亦可以防范未来制度实行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本文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中,考虑现行法律和办法的规定,在认罪认罚从宽的现行制度构架下,搭建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中的反悔权制度,以期对下一步公安部门、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制定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各地区认罪认罚从宽实施细则提供一套切实有效的可行方案,给相关部门提供实质上帮助。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对认罪认罚从宽中反悔情况进行汇总分析。首先,对认罪认罚从宽中切实存在的反悔情况的数据进行汇总梳理,其中包括认罪认罚从宽试点部分的数据,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报告中的数据,从纵向、横向两个角度来对数据进行分析。其次,对认罪认罚从宽中现有的部分涉及反悔权的规范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明确目前司法实务机关对于反悔问题的认识。再次,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性质、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进行分析论证,明确认罪认罚从宽中反悔权制度的必要性。最后,从不同主体出发,对认罪认罚从宽反悔权的概念和构成进行定义。第二章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协商程序中的“反悔”规定进行梳理和总结,第一节对美国辩诉交易中的认罪答辩撤回制度进行介绍;第二节对德国自白协商及处罚令程序中的认罪自白撤回进行介绍;第三节对我国台湾地区认罪协商制度的认罪答辩撤回制度进行介绍。随后,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中有关于协商程序中各个主体反悔权的情况进行了统计,涉及被告人反悔、控方反悔以及反悔后的证据采纳等问题。不同刑事诉讼构造下量刑协商程序中对于相关问题的差异化设置,对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中反悔权制度构建有一定借鉴意义。第三章进入论文的主体部分,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最重要的被追诉人开始,将认罪认罚从宽中被追诉人反悔的情形归纳为撤回认罪答辩以及提起上诉。并从前期保障的角度,提出从提供足额法律帮助、确立证据展示制度、坚持法定证明标准、强化值班律师权利、明确从宽法定依据等五方面确保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之后,再对其反悔提起的理由以是否具有正当理由进行划分,并以此对被追诉人撤回认罪答辩、提起上诉后的刑事司法程序、实体以及相关证据的处理问题进行制度构建。第四章探讨了认罪认罚从宽中的检察机关反悔权,检察机关的反悔权具有法律监督的特殊性质。本章节首先论述了构建检察机关反悔权的作用:其一、可以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确实施;其二、规范检察机关反悔权行使有利于保护被追诉人权利。之后,从法律监督的角度出发构建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中的反悔机制,即只有在对被追诉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有错误”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能行使反悔权。第五章讨论了认罪认罚从宽中被害人的反悔问题,相较于已经有了一定试点经验和具体规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悔以及检察机关反悔,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中的反悔权行使既没有相关试点经验,也没有可以参照的规范文件,而在域外国家的相关协商程序规范中,对于被害人的规定也寥寥无几。因此,考虑到我国对于被害人赋予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特殊刑事诉讼构造,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刑事诉讼繁简分流的诉讼经济需求。在认罪认罚从宽中被害人反悔的问题上,本章节首先对认罪认罚从宽中被害人反悔权制度构建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其次,明确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中反悔权的行使应当依附于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