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与司法作为两种特殊社会力量,彼此之间有着广泛且深刻的联系。从于欢案至彭宇案,可以看出公众舆论在对司法公正审判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同时,其同样会造成司法独立的侵犯,二者存在一定冲突。公众舆论是指一定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所作出的具有价值性的、存在复位交叉并基于此形成的普遍、共同的意见,而司法审判则是以独立性作为其活动的最重要的特性。著名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传播的三大功能,即环境监视功能、解释规范功能和社会化功能,这对于发挥舆论监督打击司法腐败与专横、促进审判民主,反映公众朴素正义观以及实现司法社会效益价值,形成法治社会有着积极促进作用。而与此同时,由美国传播学家乔治·格伯纳提出的“教养理论”,即媒体舆论传递“象征性真实”易导致在拟态环境下的媒介审判,甚至形成“冷酷世界症候群”,从另一面反映出舆论对审判的消极影响。同时面对舆论,法院的被动回应也直接表现出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方式。司法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活动,需要运用法官专业理性思维予以评判,而公众舆论表达的情绪化特征则与之相冲突,与之同时,司法审判中机械性的法条主义以及媒体经济利益的驱动,行业自律度低也都是导致舆论与审判冲突原因。域外关于处理二者关系的经验包括英美法系国家赋予法庭对媒体一定的规制权力,允许法官在审判前对案件信息进行限制,从源头上消灭对独立审判不利影响,同时避免关键证据流出,影响侦破,设置藐视法庭罪,将媒体审判作为上诉理由;以及大陆法系国家设置规范性法律以及采取网络实名制方式避免媒体与舆论干涉司法独立审判。平衡公众舆论与司法审判关系,需要完善立法,将媒体舆论监督纳入法制轨道,同时对媒体形态实行分类规范与引导,并加强司法系统自身建设,从而提升司法公信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