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章是清末民初一位重要的孔教思想家,也是当时孔教运动的著名实干家。陈焕章出身传统的儒教之家,尤其受母亲影响甚大,幼时便养成了尊孔崇儒的心理和行为习惯,入万木草堂从康有为问学后,深受康有为孔教思想的影响,正式确立了以昌明孔教为毕生职志的人生路向。陈焕章是清末最后一批“恩科联捷进士”出身,同时他又曾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并于1911年获博士学位,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兼通中西学并有相当素养的人。中西学双重的知识结构使陈焕章的孔教思想具有比康有为更多的现代气息,也使他在民初的孔教派中显得出类拔萃。本文结合陈焕章的生平、活动及其所处时代,并围绕其三部主要著作即《孔门理财学》、《孔教论》、《孔教经世法》讨论其思想,尤其是其孔教思想。这三部著作中的最后一部《孔教经世法》成书于1917年,孔教运动同样于1917年落幕,故本文研究的时间段也截止于1917年。不过,文中个别地方的论述也会联系此后陈焕章的著述、活动来开展。《孔门理财学》是陈焕章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研究儒家经济思想的著作,出版后获得西方学界的高度赞扬。陈焕章在该书中重新诠释儒家的义利观、四民观,以建立儒学与现代性的关联,使儒家的经济思想变得切实可用,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代需要。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济思想,陈焕章希望能够一面保存儒学、昌明孔教,另一方面又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除思想障碍,并以儒家经济思想限制或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1912年,孔教会成立前夕,陈焕章应李佳白之邀,到尚贤堂发表了题为《论孔教是一宗教》和《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的演讲,之后以《孔教论》为题集结出版。陈焕章在《孔教论》中,一方面循着康有为的孔教思想,论述孔教为宗教,集中回应20世纪初以来思想界关于孔教宗教性问题的争议;另一方面借人权、平等、独立、自由、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等观念融通中西,阐释孔教的现代价值,并初步提出了昌明孔教的方案,为儒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出路。1912年2月,回到上海的陈焕章目睹国内废孔的时局,便已有发起孔教会的想法和举动。随后,他接到康有为的立教指示,于是联络一批逊清遗老在上海创立孔教会。孔教会成立后,在陈焕章等人的推动和倡导下,各地支、分会纷纷成立。陈焕章更是抱着欲谋孔教大业则必须统一全国尊孔势力的想法,积极联络各地有影响力的尊孔组织,欲将它们归入孔教会名下。陈焕章特别强调以“孔教”为名的重要性,认为孔教集教育、教化、宗教三者于一体,且以宗教为本,只有承认孔教的宗教本质,树立起孔子的教主地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尊孔,才能真正有效地将孔教教义灌输于国民。康有为、陈焕章等在民初发起两次孔教运动,欲通过立法将孔教确立为国家宗教。国教提案一经提出便成为国会争论的焦点,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为推动国教运动,陈焕章需要从理论上回应反对者的质疑。为此,他不仅系统论述了定孔教为国教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还围绕国教与信教自由,以及定国教与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等问题做了不少阐述。但陈焕章的国教主张在民初的环境下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儒学内部对孔教是否宗教也分歧明显,外加政界对康有为一派借孔教问题发达其政治势力也保持警惕,故陈焕章等人的国教提议反而令孔教成为众矢之的,失败在所难免。针对民初政治失序、社会失范、道德堕落的混乱时局,陈焕章详细阐释孔教、道德和政治的关系,强调只有尊奉孔教,才可以化解中国实行共和政治所出现的诸多弊端。陈焕章意欲疏离政治,但他在民初呼吁袁世凯政府祭天祀孔,并为其建言献策,常被误解为与帝制复辟有关联。事实上,陈焕章对政治权力兴趣并不浓厚,他明确反对党争,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明确持批判立场。陈焕章拥护共和制度,他提倡祭天,意在抬高孔子地位,实现其宗教理想,而他对儒学所做的现代诠释,也是要使儒学能适用于共和时代的中国。《孔教经世法》是陈焕章应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的邀请而作,是中国学者站在全球视野下首次系统探讨中国人的和战学说、系统研究古代中国国际法的著作。陈焕章在这本著作中比较充分讨论了儒家和平学说和“国际法”学说的现代价值,论证方式上仍然采用了他比较擅长的以西学知识为框架来考察中学的手法。一方面,陈焕章希望能扩大孔教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从而达到昌明孔教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当时一战的背景下,陈焕章希望孔教的智慧能够在促进国际和平和稳定国际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总之,陈焕章一生以昌明孔教为职志,致力于寻找在现代化过程中保存儒学的方法。陈焕章对儒学的阐释容有可议之处,但他欲适应时代潮流,通过重新阐释儒学,赋予儒学以新的生命和活力,以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也不失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革新路径,其苦心值得同情,其努力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