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的时代背景及东游日本的个人经历,对李文权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中国实业杂志》的主编,李文权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命运,实业救国是其主导思想并贯穿于其文章的始终。同时旅日期间,李文权广交中日两国的政治与实业人物,对中日两国的情势有较为熟识,其文章中不乏对日本实业状况的介绍,留日所见所闻亦成为其实业主张的重要来源。李文权较为全面的论述了道德与实业、借债与实业、国民外交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思考并分析了欧战对中国实业的影响。关于道德的讨论,时人著述颇多,李文权着重讨论实业与道德的关系,认为人心不定则实业无望,革命的同时亦要革心,在其相关的言论中说明了道德对于实业的重要性,同时,他亦指出要通过兴办实业来挽回道德；李文权主张借外债以兴办实业,他认识到借债虽有潜在危险但中国已处在不得不借债之地位,倘若在不失主权的情况下筹借外债并加强对外债的管理和使用,则中国“未必亡国,且可以强国也”,如何振兴中国实业,李文权将目光聚集于华侨身上,一方面建议中国政府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积极吸引华侨投资内地,另一方面鼓励华侨投资祖国,或“借债于中国政府”,或“兴实业以利中国”,并认为这于中国于华侨都是极为有益的事；在国际贸易中,李文权关注“国民外交”的作用,希望通过加强国家间民众的联系,来增进友谊与感情,从而有利于邦交,有利于国家间的贸易。他从中日两国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指出日本作为强国更应该注重国民外交,增进同中国民众的感情,同时他为中国加强与日本的联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李文权对欧战背景下的中日实业进行了比较,不主张单纯的抵制外货,而是希望通过增强国货来达到“抵制外货”的目的,提出“明抵制不如暗抵制”。李文权的实业主张,具有时代性与前瞻性,宏观处把握,细微处着眼,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剖析,其实业观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而从中不难看出,李文权主张“中日亲善”、“友好协作”是基于中国利益基础之上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