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奇迹的背后离不开理性要素的强大支撑。这种理性要素来源于中国传统理性的辩证转化、来源于以马克思实践理性为指导的理性的制度化建构、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及相应的制度创新和政策选择。传统理性将人的理性置于宇宙理性之中，通过心灵的思辨去寻求一种宇宙间普遍的共性、原则和确定性。由于传统理性在理性中蕴含着道德与审美意识，将求知和人生的目的等同，所以传统理性更多体现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意义，即一种朴素的价值理性。近代理性则使人的心灵脱离了宇宙理性的客观性，通过理性权威的树立使人们相信理性可以主导世间万物的秩序。人们借助于近代实验科学及其方法实现了对自然和社会的征服，成就了这一理想。同时，工具理性也逐渐排挤掉了价值理性，并使人们最终走向绝对的功利化和世俗化。马克思将实践概念从传统实践哲学的抽象王国中抽离出来，在社会历史的框架下对其进行了辩证的转换，使之由道德、政治范畴转变为了经济、历史范畴。在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境遇中对实践中的人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以人的本质实现为其实践理性的内在逻辑，建立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内在统一的实践理性。这既解决了韦伯理性二分的缺陷，又克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工具理性批判的片面性弊端和对理性的绝望。马克思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对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进行了制度化的解读。指出现代化与工业化是在理性的制度化基础上完成的。这些理性的制度化包括科学理性的制度化、经济理性的制度化、人本理性的制度化以及现代产权制度的建构。这种实践理性的制度化过程必将通过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发展，促进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向全球化迈进。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既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深层的哲学基础，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奇迹的理性分析框架。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是理性制度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的理性要素在实践理性的引导下进行着相应的制度转化，各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建设的规则、秩序内化在了人的理性意识之中，进而使中国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和各项产权制度改革，中国奇迹得以产生。同时，对工具理性的过分崇拜，也造成了当下中国作为工具理性前提的价值理性的缺失，中国在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如环境破坏、食品安全、野蛮生产和惊天腐败等经济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马克思实践理性出发，发挥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引导和提升作用，塑造具有实践理性精神的主体，为中国经济的良性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与中国面临的问题有部分的重合性。区别在于中国已经走出了发展困境，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实践理性的缺失，至今仍徘徊在困境之中。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问题，必须以实践理性为基础，实现理性的制度化。而科学发展观无疑可以为发展中国家走出困境提供一种全新的理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