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账面商誉高企,商誉大幅减值的现象频繁发生,在2018年,更是有超过200家上市公司由于一次性计提大量商誉减值导致业绩转亏,带来资本市场的震荡,也引发人们对于高商誉上市公司业绩不确定性的担忧和对商誉真实价值的质疑。有较多学者的研究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账面商誉普遍存在泡沫,并不能为企业带来相应的超额收益,而商誉减值的发生还会增加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在此情形下,高额的商誉及商誉减值成为增加上市公司业绩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的一大风险因素。在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比例普遍较高的背景下,商誉减值对股价负面影响会造成质押股权价值不足以抵偿相应债务,从而使公司的信用风险上升。此外,商誉泡沫带来的公司整体资产的盈利能力下降也会削弱公司的债务偿还能力,增加公司的信用风险。2020年,深圳证交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风险分类管理办法》中提到,期末商誉占净资产比例超过50%的公司不得划分至低风险的正常类别,提升了对高商誉公司存在风险的重视程度。本文对公司商誉变动与信用风险的关联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识别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对于加强上市公司的风险管控,维护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分析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9年的商誉确认和减值的时间特征和结构性特征,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确认的商誉普遍存在泡沫,并不能为公司带来超额盈利能力,可能加剧公司的信用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商誉确认和减值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机制探讨,并提出假设。其次,本文采用KMV模型计算出的违约距离对样本公司的信用风险进行了量化,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检验了商誉确认和减值与信用风险的关系,证实了本文的假设。之后,本文又以Z值替代违约距离作为公司信用风险的代理指标进行回归,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的,本文又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代表企业盈利能力和资产流动性的指标,就商誉确认和减值对信用风险的影响路径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随后又根据样本公司股权质押情况和公司治理情况对样本进行了分组回归,分别就商誉减值是否通过公司质押股权来影响信用风险以及公司治理对商誉确认与信用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确认外购商誉的上市公司信用风险上升,且确认商誉规模越大,信用风险越高。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能力是商誉确认与信用风险之间的有效中介变量。（2）计提商誉减值的上市公司信用风险上升,且计提减值规模越大,信用风险越高。商誉减值、盈利能力、信用风险间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商誉减值与信用风险的正相关关系仅在有股权质押的公司中显著,在没有股权质押的公司中则不显著。（3）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因素对商誉确认和信用风险的关系有一定影响。在内部治理情况较好的公司中,商誉确认对信用风险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本文创新点有以下两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从商誉这一视角切入,探究其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这是过往学者们在研究企业信用风险影响因素时很少涉及的。另外,已有商誉相关文献主要从投资人角度出发研究商誉对公司盈利能力和权益价值的影响,而本文则从公司债权人角度出发研究商誉变动带来的信用风险的改变。二是研究内容的创新。一般认为商誉减值反映了公司相关资产盈利能力的下降,会削弱公司的债务偿还能力,从而增加公司的信用风险,这种关联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但本文的研究发现在没有股权质押的公司中,商誉减值与公司信用风险并没有显著关系,说明商誉减值主要通过影响质押股权价值来改变公司的信用风险,提出了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