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以制造业为根基的现代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十四五”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党的二十大都在强调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强,则经济强;产业链稳,则经济稳;产业链安全,则经济安全。反之,若产业链不稳、不强、不安全、不通畅,则现代经济体系就失去了做优做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要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独特的大国市场优势,以高质量的超大规模市场构筑起产业链升级的系统性支撑力。在此背景下,相较于关注产业链组织形态、产业链技术进步等焦点问题的产业经济学主流研究,笔者认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去解构产业链升级的市场驱动逻辑,特别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内循环与外循环互动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更能凸显其时代价值。作为汽车工业的新兴大国,中国汽车产销量已连续13年排名全球第一,成为大国市场驱动产业和产业链升级的典型例证,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命题和素材。换言之,解构了大国市场驱动汽车产业链升级的逻辑,一定程度上也就找到了中国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现代化的钥匙。理论研究的逻辑之要,则是建构起从大国市场通向产业链升级的“桥梁”,而分工演进正是关联大国市场和产业链升级的逻辑之“桥”。一方面,分工横向纵向演进与产业链迂回程度、产业链升级具有同一内涵;另一方面,分工与市场存在因果循环累积规律。据此,以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和产业链升级的特征事实为例证,论文试图构建“政府作用—大国市场—分工演进—产业链升级”理论框架,以揭示依托高质量超大规模市场促进产业链升级的体制机制意涵。论文围绕产业链升级、大国市场、分工演进和中国汽车产业进行文献梳理,为理解产业链升级、产业链与分工演进关系、大国市场提供重要基础。其次,从理论上分析分工演进与产业链升级的关系,刻画大国市场、分工演进与产业链升级之间的机理。接着,简要介绍现实案例——中国汽车产业,梳理在不同市场发展阶段不同产业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汽车产业链发展的特征事实。然后,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出中国汽车产业链发展水平,通过VAR模型对2001—2020年市场成长、市场统一、市场开放和市场竞争这四个市场属性与汽车产业链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再通过基准回归分析量化市场这四个属性对汽车产业链升级影响的数值大小和方向。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和前述理论逻辑,并基于对新发展阶段中国汽车市场供需两端面临主要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提出培育高质量大国汽车市场的政策建议。论文认为,产业链概念诠释了分工演进的迂回生产意涵,分工演进则为解构产业链成长提供了底层逻辑。产业链升级可以视为分工与市场相互促进的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演进过程的特殊表现形式。不断成长的市场和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推动市场统一、市场开放与市场竞争,可以促进产业内分工细化、培育产业链链主、优化产业链空间布局、推动产业链技术进步、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产业链向外延伸,内部环节深化,或整合成新的产业链。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汽车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产业链体系日渐完善,不仅传统燃油汽车最终实现了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部件自主国产,而且还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立起先发优势,智能网联化汽车产业链也已具备引领能力。大国市场驱动中国汽车产业链升级的实证研究,验证了市场成长、统一、开放和竞争与汽车产业链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因此,中国产业链升级成就正是得益于汽车消费市场和汽车厂商发展壮大,也有赖于破除行政壁垒,以及市场开放和竞争性市场环境建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汽车产业的战略支柱属性更加凸显。在大变革时代,中国要最终实现从汽车产业大国向汽车产业强国的蜕变,就必须以更大力度建设高质量超大规模汽车市场。超大规模的汽车消费市场是否持续,汽车产业领域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机制是否成熟健全,这些问题都直接关乎中国汽车产业链持续升级,是中国汽车产业链核心竞争力所在。总之,中国汽车产业链升级要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进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逻辑要义是建设高质量超大规模汽车市场。具体说,中国汽车产业链升级需要致力于培育可持续的超大规模市场需求,要从根本上破除以行政区划、部门利益为边界的区域市场分割,要健全大国汽车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要推动大国汽车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