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城镇化是各经济体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首要目标。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决定了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实现非农就业并定居城镇,第二步落户城镇实现户籍的转变。农民在退出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就业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是农民工定居城镇的基础和保障,高就业质量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坚实的生存保障。但当下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处于弱势地位,就业过程中,经常遭受就业歧视,缺少应有社会保障,以至于近年来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现象。安徽省作为农民工大省,城镇化任务更加艰巨,本文基于安徽省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对于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国内外与人口迁移以及城镇化相关的理论,并从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就业质量提升对策、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就业与劳动力转移等方面,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为本研究提供方法借鉴与理论支撑。本文利用课题组2019年在安徽省七个地级市十五个区县实地调查获取的数据,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利用Mlogit模型开展实证分析,探究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本文根据问卷,将农民工定居意愿划分为原籍农村、原籍乡镇、原籍县城、务工城镇以及省内其他城市五类,从工作条件、职业提升、工作稳定性、劳动权益四个维度,选取了七个二级指标作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就业质量,同时充分考虑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身份认知、工作地生活状况对定居意愿的影响。通过系统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农民工城镇就业质量与城镇定居意愿的产生,除了有自身因素的考量,还会受到迁移政策的影响。建国初期,为发展重工业,迁移政策相对宽松,大量农民进入城市;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为解决城市居民就业问题,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为解决其就业问题,迁移政策逐步放宽,但后期有所收紧;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和引导人口流动;2000年至今,城镇化快速发展,尤其是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政府不断从政策层面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倡导农民工融入城镇。二是就业质量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从工作条件来看,工资水平和工作获取途径规范程度的提升会显著增强农民工定居原籍乡镇和务工城镇的意愿,尤其是增强定居务工城镇的意愿;工作强度的增加增强了农民工定居务工城镇和省内其他城市的意愿;务工年限的增加降低了定居务工城镇和省内其他城市的意愿。从职业提升来看,接受职业培训可以显著增强农民工定居务工城镇的意愿。从工作稳定性来看,合理增加工作更换次数可以增强定居原籍县城和省内其他城市的意愿。从劳动权益来看,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能够增强农民工定居原籍乡镇和务工城镇的意愿。三是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自我认知、工作地生活状况对其城镇定居意愿也有显著影响。从个体特征来看,女性城镇定居意愿强于男性;年轻农民工强于年长者;已婚农民工强于未婚农民工;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强于文化程度低的。从家庭特征来看,将子女带在身边的农民工定居务工城镇意愿更强。从自我认知来看,认为自己是农村居民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返回原籍农村定居。从就业地生活状况来看,在当地有朋友的农民工定居务工城镇意愿更高,住宿条件越好的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越高。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对策建议:一是深化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二是改善工作条件,提升工资水平;三是建立职业培训机制,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