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民国学术出现繁荣兴盛的局面。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学人。他们不但精研学术,而且学术交往活跃,王献唐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本文以王献唐日记、往来书札为基础,结合其它文献资料,对王献唐的学术交往作一系统研究,以揭示现代学术衍变的若干真实情节。就王献唐的学术圈而言,它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建立,到30、40年代发展稳固。这一学术圈由多种因素促成,其中地缘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地域视角看,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分为定居济南时期和寓居四川护书时期。此外,现代学术机构是王献唐学术圈的另一个重要促成因素,史语所、齐鲁大学、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对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王献唐学术圈的形成还受到了现代学术思潮及学术流派的强烈影响,他既与治学理念及方法相通类似的民国学人沟通交流,结成了学术共同体,又能够宽容地对待不同学术理路的学术思潮及学术流派。王献唐学术交往的内涵主要涉及:明显的时段性。20世纪20—60年代,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在不同的时段有着不同表现。他的学术交往形式多元化,从具体方式看,有面晤谈学、通函论学、互赠著述等。王献唐学术交往所涉学科广博,有语言文字学、史学、金石学、考古学、文献学等。王献唐学术圈的特质主要是:缘起及归宿的恒定性,即整理山左先贤遗作,传承齐鲁文脉,进而肩负起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续命的崇高责任。王献唐的学术交往贯穿着明晰的主线,也就是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认知。而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把握,成为影响民国学人学术成就的重要因素。王献唐学术圈具有持久和谐的稳定性。他与学人形成学术关系后,一贯地保持着和谐的学术交往和学术合作。学科视界是对王献唐学术交往考察的重要视角,王献唐的学术圈涉及语言文字、历史、金石、考古、文献等。在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创获是他学术交往的基石,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多以某一学科为主,兼及其它学科。语言文字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极为重要的领域,王献唐与丁惟汾、黄侃、栾调甫、高田忠周等学人的学术交往根源于承扬国学、保存国粹的情结。关于如何重建历史的问题,王献唐与傅斯年、卫聚贤、黄云眉、孙次舟等民国学人的交往中有所涉及,其中的精要是正确地认识材料与方法的关系、重审中国上古史的发展、由考古而重建历史、为先贤编撰年谱等。在现代考古学兴起的时代背景下,王献唐与主流考古学家董作宾、吴金鼎等人在山东古迹研究会的运作中亲密合作,保持着稳固的学术交流。王献唐也提携青年后学金祖同,助长了他的学术成长。文献对学术研究及文化传承极具意义,王献唐与傅增湘、顾廷龙、顾实等文献学家以搜罗研究文献为重,在共同存护珍贵文典、传播流布文献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献唐以董理山左文献为要务,他与齐鲁籍文献学家丁锡田、路大荒、赵录绰等学人或沟通信息,或互赠资源,共同传承着齐鲁文脉。王献唐的学术阵地以山东省立图书馆为重。在主持这一现代文化学术机构时期,他与图书馆学人王重民、陈训慈、柳诒徵、李小缘等以馆藏资源共享的方式,进行了馆务合作以及学术沟通,践行了学术与事功并重的理念。屈万里在山东省立图书馆内得到王献唐指导,加以勤学精研,成长为学术大家。现代学术机构对民国学术的发展助益极大,王献唐注重与现代学术机构的合作,他与齐鲁大学、史语所、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确立学术关系,并与学术机构中的学人交流合作,促成了学术研究互动的局面,这也彰显出了集众研究的优势。王献唐学术交往的学术史意义体现为:一,王献唐对南北学风的认知及践行。王献唐是有着鲜明学术派分意识的学人,秉持北派学风的同时,对南派学人并无成见,他的学术成就也被南北学界推崇。二、王献唐学术交往所涉学术思潮及学术派分。在学术交往中,他广泛地容纳各种学术思潮及学术派分。从中考察民国学术的生态,可以看到,以往学界的许多研究夸大了同一时代不同学术派分的对立面,并不符合民国学术的实际。这一学术交往对现代学术研究不无启示:其一,学术的独立与创新。这是学术研究永恒的主题。其二,学术研究的集众性。学术研究需要集合众人之力,共同推助现代学术的发展。其三,学术研究的博通与专精。在分科治学的背景下,强调博通仍为必要。其四,治学与治事的关联。学人应兼具治学和治事的才能,追求学术及事功互动并进。其五,学术交往的主流与非主流。在以自身学术创获成为主流学人时,学术圈应包容主流学人以及非主流学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王献唐通过与民国学人、现代学术机构的学术合作,拓展了学术空间,相互推助了学术研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学术格局。通过对王献唐学术交往广度和深度的考察,可以推知王献唐居于主流的学术地位,在民国学术界拥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在王献唐的学术交往中,看不到对不同派分的排斥性。重新审视民国学术,应改变以往学术思潮、学术派分对立的传统主流认识,发掘出学术流派之间融通共存的实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