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的核心任务是要积极稳妥逐步减少杠杆,2017年政府出台的文件中提到在保证总杠杆率平稳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工作要点。随着去杠杆工作的推进,我国宏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于2017年出现下降,但无论是与其他三部门杠杆率相比,还是与历史同期其他经济体相比,仍是处于较高水平。非金融企业杠杆,是衡量金融体系风险和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其变化也会引起经济波动,在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换挡期、调整期、消化期“三期叠加”,并进一步叠加了新的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要将保证经济平稳发展作为前提,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进行调控,这就需要对非金融企业杠杆展开相关研究。杠杆率的变动来源于两方面:GDP与负债,杠杆率的变动与GDP增长率反方向,与负债增长率同方向。那么非金融企业杠杆影响因素是如何使杠杆发生变动的呢?是使GDP增长率大于负债增长率,还是对负债的负向影响大于对GDP的负向影响呢?另外经济变量可能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使用传统面板模型分析非金融企业杠杆影响因素,结果或存在偏误,如果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基于以上思考,本文选取省（市、区）作为样本测算省级非金融企业杠杆,从省级层面展开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的相关研究。第一部分是运用Kernel密度估计和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析非金融企业杠杆的空间动态演进特征,得出如下结论:相较于2017年,2018年的极端高杠杆率地区数量下降,同时各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主要分布的区间左移,说明我国杠杆调控的政策效果逐渐显现。第二部分是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别研究影响因素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经济增长和非金融企业负债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影响因素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和非金融企业负债对杠杆产生影响。结论如下:第一,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对非金融企业负债的积极影响大于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继而提高了非金融企业杠杆;第二,金融业发展和商业银行规模对经济增长都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二者对非金融企业负债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所以最终使非金融企业杠杆上升;第三,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不理想,同时对非金融企业负债也存在较强的“挤出”效应,综合效果是提高了非金融企业杠杆;第四,城镇化率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大于对非金融企业负债的正向作用,所以引起非金融企业杠杆的下降。不同影响因素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产生影响的方式不同,应根据各因素对经济增长和非金融企业负债的作用,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实现杠杆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