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论河东与魏晋时期河东郡的范围大致相当:北抵汾、浍一线,西、南以黄河,东以王屋山为界,居于此地的河东大族发展历程也各不相同。秦汉时期裴氏受河东地域风习的影响,“尚武”特质表现得较为明显,至魏晋时由尚武边将豪族向中央文化士族转变,家族进入快速发展期。相较于裴氏,柳氏发展平缓,西晋时同样有成为文化大族的迹象。河东大族的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可以追溯至蜀亡后薛氏从蜀地迁至汾阴,降人身份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并不活跃,整体发展缓慢。永嘉之乱拉开了河东大族四散流徙的序幕,大族势力发展格局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北魏时期河东大族的迁徙以薛安都、裴叔业的北归为代表,薛氏南祖支在献文帝时投魏,基于孝文帝“例得还乡”的政策,得以重建河东乡里势力。南来吴裴一支在景明元年归魏后,子孙亲眷多“不仕河东”。宣武帝时期基本延续了献文、孝文时期对待降人的政策,但由于南来吴裴一支南迁日久,基于地域的“豫州认同”以及积累的政治资源、关系网络动摇了对于河东原籍的渴望。再加上留居河东的中眷裴氏在乡里经营日久,本地发展空间相对有限,对统治者来说他们返回河东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他们自身而言也不是一个最佳选择。北朝末期河东大族的迁徙主要呈东西方向,这与政权对立的形势密切相关。河东大族跟随孝武西迁的屈指可数,沙苑之战西魏胜利后掀起了大族西奔的浪潮,北周时河东大族西迁主要是被俘以及国灭后随例入迁这两种方式。河东作为政权交界地带,大族的向背对于河东土地的归属至关重要,故双方统治者多以大族成员任职本地以号召乡人,这一措施在潼关、龙门、杨氏壁、正平等地发生的争夺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柳氏西眷也处于这股西迁的浪潮中,家族丰富的迁徙历程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居地的不断变化,“乡里”变得难以确定。奔于西魏后,在官方“赐姓”的推动下他们扎根于“新贯”长安,中央化趋势愈发明显,实现了家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