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20—1937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生活史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剖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揭示其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经验和价值。论文在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出版实践的认识、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向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模式之争，明确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从革命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透视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本质和精神。论文第一章交待了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和概貌。文章认为，中共出版人脱胎于现代化、都市化、革命化的上海，是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其间，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与都市其他话语体系相博弈的过程。因此，中共出版人的实践品格中蕴含革命性和现代性交融的特征。论文在第二章对中共出版人的群体结构进行了总体考察。文章首次对中共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以作者搜集的统计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了整体分析，从中发掘出其思想的时代性、联系的广泛性、生活的实践性等特征。论文在第三、四、五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了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第三、四章从宏观论述了中共出版人在出版实践、社会运动和交往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中可发现中共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中共出版人群体和各阶层的融合。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中共中央、团中央、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中共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建构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中心和外围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中共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中共出版人越来越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都市整合功能。第五章论述了中共出版人日常中的衣食住行、收支、修养和精神生活、婚恋和家庭等生活内容，分析该群体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一边为自身的生存、生命和生活而劳作的都市社会场景，揭示了其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品位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为主要视角，吸取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等领域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分层分类、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诸多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首次对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进行大样本总体分析，并始终将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阶段、分层、分类考察。据此，论文首次提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论文首次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由此，本文的研究意义或可继续深化：在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整体性探索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有效结合，从中共出版人群体看红色革命与现代性的共存与融合、红色革命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交织与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