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司法制度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困难下,清政府选择改制,模仿西方模式构建新的司法制度,但是改革尚未完成清廷即告覆灭。因此,在法律制度方面留下的大量空白与缺漏,给民初时期的司法实践带来巨大挑战;加之法律制度的转变跟不上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造成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为了纠正这种错位,大理院在民初时期大量创制判例法,在法律规范尚不完备的现实条件下,尽力促使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达成契合。由于这样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判例法无论是效力还是汇编形式以及功能上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可以肯定,民初判例法与典型英美判例法迥然不同,即便其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日本、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但是在创制和适用中都追求与法律传统和实际需要的融洽,故而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在创制过程中,判例法的创制主体大理院运用了寻绎法旨、类推等方法,创制了诸多涉及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法律原则和规则,大致可将这些判例划分为创造型、解释型和补充型三种类型。在适用过程中,地方法院和大理院同等适用已公布的判例,并可直接在最终判词中直接引用;且大理院在审判过程中发现旧有判例有错误或不适用之处时,可在不当然废止旧有判例的情况下发布新的判例替代旧有判例。在法官审判过程中,还常常会应用到解释例的规定,但对解释例的适用有别于同为大理院发布的判例的适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民初大理院判例法的运行方式及运行效果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通过对当时发布的部分判决例以及民初时期的学者研究进行总结归纳后发现民初大理院以判例法的方式确实缓和了当时现实与制度设计的摩擦,既解决了当时的诸多现实问题,也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同时,无需隐晦的是,民初判例法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判例法在创制或是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与当时已有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偏差甚至是错误,以至于造成判例法在效力空间上的扩大结果。但是,虽然有诸多缺陷,民初时期的判例法亦有其无法取代的优点。处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仍然在统一法令适用、弥合法律与现实鸿沟以及改造社会风气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发展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应当说,民初判例制度的上述功能和价值,对今天的审判制度、法官培养乃至司法改革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