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快乐与幸福,在当代社会已然成为个人生活的终极性目标和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基础。快乐与幸福之所以成为伦理义务和意识形态,与现代性筹划密不可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启蒙运动以降各种社会建设方案的共同目标所在。但是,有关最大幸福的现代性承诺,并未让置身现代性境况的人们体验到兑现之感。这从边沁源自“最大幸福原则”且旨在实现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目标的“圆形监狱原初构型”,却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演变成了福柯所谓的作为一种新兴政治解剖术与权力物理学之基础的“全景敞视主义”,甚而演变成了“压迫性的总体化监控社会”中就可见一斑。不无悖谬的是,虽然现代性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兑现其筹划与承诺的最大幸福,间或以最大幸福之名施行的却是极权主义宰制之实,但形形色色的快乐宣言与幸福宣传,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为探究上述吊诡状况的来龙去脉,本文将允诺了最大幸福的现代性方案实际却演变成了规训和监控社会的过程,称为“现代性绽出进程”(the ecstatic process of modernity)。将作为最大幸福原则之哲学人类学假设的“生而趋乐避苦”之人类行为倾向,当成一种“求快乐之意愿”的“快乐意志”(will to pleasure),从而提出了“快乐意志与现代性绽出进程之关系”的研究主题。通过建构一种基于情感视角的“现代性绽出理论”(an ecstatic theory of modernity),本文确立了以“出离自身—回到自身”之基本节律为历时性线索、以快乐情感之基本情调开启的现身情态为共时性截面的研究框架,揭橥并具体剖析了现代性绽出进程中快乐体制的谱系。围绕着“伦理型快乐体制”、“技术型快乐体制”与“审美型快乐体制”所展开的讨论,使我们能够以新的眼光审视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局限性,同时,也使我们尝试着理解情感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处境和走向。本文的探索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第一,现代性绽出进程,是一种历史地展开其自身“去存在”可能性的生存活动。这种“去存在”生存活动,源出于以“趋乐避苦”为其内在机制的“快乐意志”,而作为一种“求快乐之意愿”的快乐意志,在微观上是一种生理本能和自然倾向,在宏观上是一股激越涌动的集体情感潮流。作为集体情感潮流的快乐意志有其自身的情感活动韵律,这种情感活动韵律正是现代性绽出进程之“出离自身—回到自身”基本节律的根基所在。第二,快乐意志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现身样式。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绽出进程历经的伦理型快乐体制、技术型快乐体制与审美型快乐体制,只是快乐意志在此历程中的三种不同历史现身样式而已。尽管快乐意志每一次落入时间的历程都旨在实现其自身,但是,快乐意志能否实现自身并不取决于其本身,而是受制于社会历史情境的偶然性。不仅快乐意志藉以实现自身的方式与要素充满可能性,而且不同阶段的现身样式及其在此历程中的角色定位也是悬而未决的。因此,才会产生了在其主要快乐形态、角色定位、基本构型及其结构特征上都有所差异的不同快乐体制,才会出现旨在实现最大幸福的圆形监狱原初方案却在现代性绽出进程中实现成了现代监控社会乃至集权统治之实践形态的吊诡状况。第三,现代性绽出进程显现为上述三种快乐体制之嬗替更迭的谱系。在这个历程中,伦理型快乐体制的角色是包含着现代性绽出之诸“可能性种子”的“观念泵”,作为现代性绽出之实践形态的技术型快乐体制可谓在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复兴与改造了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说,而审美型快乐体制作为现代性绽出的自我超越,既是对技术型快乐体制的超越也是对其未来“去存在”可能性的探索,这种超越与探索呈现出了向伦理型快乐体制之结构特征复归的趋势。在现代性绽出进程中,不同快乐体制的重要维度发生了转变:主要快乐形态呈现从伦理快乐、感官快乐到审美快乐的嬗递;快乐或快感的主要兴奋点经历了从沉思,感觉到情感的转变;快乐意志之“趋乐避苦”的内在机制,经历了从趋善避恶到趋利避害再到趋利就害的转变;快乐与幸福之关系,则经历了从快乐从属于幸福到追求幸福就等同于追求快乐的转变;快乐或幸福目的之实践主体,历经从个人到国家与政府再到个人的轮回;获得快乐的主要方式,经历了从个人德性修养到工业生产与市场营销再到个人审美趣味的变化。上述诸种转变体现了现代性绽出进程“出离自身—回到自身”的基本节律,也是这种基本节律之内在机制的作用使然。第四,现代性绽出进程“出离自身—回到自身”的基本节律,是不同快乐体制发生嬗替的内在机制所在。这种机制的作用方式是前一种快乐体制的基本构型和所致结果,在相反方向上塑造着下一种快乐体制之基本构型及其结构特征的形成趋向。在伦理型快乐体制的实践过程中遭到贬抑的“快乐即幸福”等学说,却在技术型快乐体制的形成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得到了改造和复兴;审美型快乐体制可谓在扬弃技术型快乐体制之“利益驯服激情”与“权力驯服激情”的基本构型导致的过度商品化、过度组织化与过度统一化等方向上成其自身,就是这种内在机制之作用方式的充分体现。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现代性绽出的不同阶段被界定成不同快乐体制,但并不意味着特定快乐体制中不存在其他快乐体制的要素与特征,而只意味着特定历史阶段的关键要素与特征造就了特定快乐体制。技术型快乐体制中就不乏伦理快乐和审美快乐,但其主要快乐形态是以工业生产和市场营销的商品和服务激发与满足的感官快乐。总之,本文以历史眼光考察了快乐意志与现代性绽出的关系问题,从快乐体制谱系的角度审视了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过程,阐明了快乐始终贯穿于并与现代性成其自身之历史进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现代性方案未能兑现幸福承诺,而幸福意识形态如今却甚嚣尘上,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本利益、国家理性与快乐意志的复杂交互作用。如果说韦伯从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与理性化、桑巴特从奢侈与贪欲、坎贝尔从浪漫主义伦理与消费主义精神等不同角度来诠释现代性的做法中存在共同基础的话,那么,快乐意志(或其否定)或许就是这种共同基础。现代性绽出理论正是一种从快乐意志出发理解与诠释现代性的尝试,其中有待于拓展的层面和可能的关联,将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