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研习方药之事可资探讨者有三：其一，操医业者既为士大夫阶层所鄙视，则刘禹锡以此阶层一杰出成员又何以眷眷于方书药石不能忘怀?其个人之嗜好与当日之舆论之间，有无抵牾之处?倘无抵牾，吾人又将何以释之?其二，刘禹锡习医之因缘是否有迹可寻?如若可寻，则迹在何处?方药之学于刘禹锡而言，究竟有何种意义?其三，自青青年少至垂垂暮齿，刘禹锡醉心于青囊绿帙达数十年之久，曾无厌烦之日，然则此一行为对其思想脉络、心路历程是否有所影响?倘有影响，又表现于何处?欲解决上述问题，宜从社会评判标准、审美文化与政坛斗争三方面着手，予以分析。有唐一代，社会评判标准深受权力系统制衡之局所影响，门第、词科相持，经术、篇什并重，而医术之谙、昧实无预于其间。习医者所受褒贬异同，取决于其是否掌握权力。刘禹锡早年习医，乃因其天生孱弱之躯深为当日审美文化所迫，故而欲藉方药之力，求一健美仪形。此一选择，一则见其强韧意志，一则见其敏感之心，厥后写作天论与得誉诗豪，皆可溯源至此。及至失意仕途，窜迹南荒，刘禹锡复寄方药以别种诉求，即藉以卫生充道，表见不屈之心。其所以幸免金石之祸，亦可因之而得一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