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多层次、多领域和多部门的全球化进程无疑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治理和发展带来变革性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化的进程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既有全球化的趋势，又有地方化的趋势;既有整合化的趋势，又有分离化的趋势;既有集中化的趋势，又有分散化的趋势;既有单一化的趋势，又有多样化的趋势。因此，处于这样一个多重命运共同体网络之中的民族国家，如何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仅是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课题，而且更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课题。　　由于全球化的进程无疑对民族国家的治理与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因此，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了政府再造运动，以便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指出的是，良好而有效的公共治理不仅被认为是政府再造运动的未来走向，而且也被认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然而，公共治理却缺乏一致性和系统性的知识建构。本论文试图提出一种新混合经济的制度框架，该制度框架不仅有助于阐明公共治理的结构关联性，而且也有助于揭示国民经济的治理新格局。　　走向公共治理新体制是民族国家应对全球化的发展战略，这是本论文研究的中心命题。围绕这个中心命题的是几个相互关联的子命题，它们包括:(1)应对全球化有赖于良好而有效的治理;(2)包容性的经济发展诉诸于新混合经济的制度安排;(3)新混合经济表现出多元复合的治理结构;(4)多元复合的治理体制有助于提高公共部门的管理能力;(5)多元复合的公共治理有助于效率与公平的制度性调和;(6)转型中国呈现出公共治理的发展新格局。　　本论文分为七章。作为导论，第1章提出了治理与发展的关联性命题——没有良好而有效的治理，就没有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与发展相关的文献研究表明，良好而有效的治理意味着市场经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外，系统地阐明了相互关联的研究命题、实证假设和检验方法。总之，本论文研究试图得出的结论是，走向公共治理新体制不仅有助于应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而且也有助于实现更好的经济绩效。　　针对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再造运动，第2章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福利国家的行政改革，政府干预的适度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积极的回应，政府再造运动的策略选择主要包括:利用市场经济，回归市民社会以及走向公共治理。利用市场经济意味着通过民营化、公司化和合同外包来让市场进行更多的资源配置，而回归市民社会意味着通过权力下放、第三部门行政和社区治理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走向公共治理意味着通过部门间的分工协作来实现良好而有效的治理。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与此同时，中国治理体制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迁，这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的结构变迁、非国有部门的崛起以及政府体制的复合化。值得指出的是，转型中国的基本治理问题是产出的不断增长与收入的两极分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基于中国治理的结构变迁，第3章试图阐明，非国有部门的崛起有助于持续性的经济增长，而复合化（集权与分权的结合）的政府财政体制则有助于效率与公平的调和。　　一定意义上讲，当代政府再造运动的宗旨就是打破政府官僚体制在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上的垄断地位，探索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可抉择供给体制。通过物品和服务的类型学途径，第4章试图阐明，提供与生产的制度性分离与整合关联于多样化的物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值得指出的是，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不仅构成了新混合经济的制度框架，而且还揭示出国民经济治理的四种基本模式，它们是政府模式、市场模式、社群模式和事业模式。　　通常，国民经济活动是由多种多样的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构成的。无疑，类型学的途径有助于揭示出，不同类型的物品和服务对应于不同类型的供求关系，而不同类型的供求关系则对应于不同的治理模式。具体来讲，政府模式对应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而市场模式则对应于私人物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此外，社群模式对应于共享物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而事业模式对应于收费物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由此可见，物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具有四种基本类型，而其他多种多样的供求关系无疑是由它们派生出来的。　　第5章通过制度变迁的产权理论，阐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呈现出基本类型化的治理新格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奠定了法人（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一定程度上讲，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区分对应于提供方与生产方的区分。所有权和提供方关联于金融投资和剩余索取，而控制权和生产方则关联于组织技术和运作管理。由此可见，正如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不同结合构成了不同的治理机制一样，提供方与生产方的不同结合构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　　值得指出的是，1996年全国法人单位普查的相关数据，一定意义上讲，可以作为国民经济活动主体的指标体系，从而有助于实证检验国民经济体制是否呈现出基本类型化的治理格局。受到普查的法人单位不仅包括企业法人，而且还包括政府（行政）法人、社区（管理型机构）法人、事业法人和协会法人。一方面，法人治理的多样化反映了转型中国的混合治理结构。另一方面，针对法人治理的结构关联性的因子分析，揭示出全国法人单位形成四种类型的治理模式:政府模式、企业（市场）模式、事业模式以及社群（社区和协会）模式。　　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多元统计学的典型相关分析，第6章揭示出这样的结论性命题——多元复合的公共治理有助于实现更好的经济绩效，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多维性应该关联于治理的多元性。无疑，可以把全国法人单位的普查数据作为公共治理的指标体系，而把国民经济的统计数据作为经济绩效（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针对上述的两套指标体系的典型相关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地方化的治理网络有助于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而中央化的治理网络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作为结论，第7章强调指出，应对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意味着公共治理朝向的政府再造，也就是走向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和政治国家之间的新混合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人们也不断要求通过良好而有效的治理追求，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本论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构建了多元复合的公共治理的制度框架，这不仅有助于揭示出国民经济的基本治理模式，而且也有助于阐明物品和服务的基本供求关系。因此，所要得出的结论性命题就是——走向公共治理的发展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