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当前中国发展差距非均衡性的表现,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是乡村发展的主要症结所在,乡村振兴战略是立足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做出的战略选择,也是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全面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也需要有效的治理工具,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政村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极大地培育了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但却无法应对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尤其是税费改革后悬浮型政权下乡村空心化、原子化弱化了乡村共同体意识,内生的非正式制度也无法有效形塑乡村组织化秩序,使得基层治理面临外生权威缺乏与内生权威式微的双重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倒逼村民自治的实践创新以应对内生权威弱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要的产物。鉴于此,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时代背景,以新乡贤这一群体为研究问题,以多中心治理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审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现状,发现并分析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中存在着新乡贤培育的内源性动能缺失、新乡贤回归的制度规范有待完善、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导致实践与目标的偏离以及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薄弱等现实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规范新乡贤认定程序,增强新乡贤身份感召力、健全新乡贤回归的利益保障机制与行为约束机制、警惕治理方式创新对治理体制改革的挤出效应、推广新乡贤组织,夯实内生主体基础等四个方面的相关建议,以期能够更好地提升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参与主体之间的配合度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并最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