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古老的诗句回荡于中华灿烂文学的历史长河之中,《诗经》以其古朴典雅的文学风格、伦理教化的社会功用、礼乐宗教的精神文化依然生机盎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遗产。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在广袤包容的中华文化辐射下,将《诗经》文本引入扶桑之壤,深耕细作,灼灼其华绚烂夺目。《诗经》文本在他国文化语境中发生变异,成为不同于源文本的异质文本,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诗经》研究历经千年之久,终在江户时期使“儒家经典”的《诗经》文本蜕变为日本意识形态的经典文本。紧随其后的明治时期,经历“黑船”事件的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并主动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欧风美雨劲吹之下的日本学界亦发生剧变,欧学盛行,汉学式微,西方文学史体裁的传入使日本成为亚洲地区较早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国家,这亦是《诗经》文本再经典化的重要契机,使其逐渐褪去“经学”身份,开始以“文学”经典屹立世界文学之林;民主主义风潮席卷下的大正时期成为日本历史上“一朵美丽而虚幻的花”,汉学从日本文学中独立出来而成“中国学”,《诗经》文本在“中国文学史”语境中成为“他者文本”而存在;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统摄下的昭和前期,日本学界或以鼓吹战争合理性为目的研究中国,或基于反战思想进行研究,或以纯粹学术为旨归作以客观科学研究,《诗经》文本在多样的“中国文学史”著述、理论思想及方法论中发生身份的多重转变;经历战争后的日本在改革中前进,欧美的新思想不断涌入,《诗经》文本的传统身份在“中国文学史”语境中发生完全改变,在民俗学、人类学的方法论下闪烁光芒。本论文旨在考察《诗经》在日著“中国文学史”中的书写历程,探究《诗经》文本在不同文学史著述中的阐释变化,以期获得《诗经》文本在日著“中国文学史”语境中的经典重构启示。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构成,正文按照历史时期和发展逻辑,根据日著“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类型,分别按照历史书写语境、书写方式和书写目的安排章节,具体如下: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目的和意义,并对中日两国涉及的日著“中国文学史”及日本诗经学的研究成果作以详细的归纳、总结及述评,其中包括“日本对日著‘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国对日著‘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国对日本诗经学的研究”、“中国对日著‘中国文学史’语境中的《诗经》研究”四个部分。基于广泛的文献基础,进而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章为“《诗经》文本的‘再经典化’契机:日著‘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本章重点阐述在近代西方科学的引入与汉学式微的历史语境中日著“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缘起、日著“中国文学史”中的《诗经》书写概况及副文本的内涵及意义。第二章为“《诗经》的‘日籍’身份:在追溯中确认（明治期1882-1911）”。本章将着重论述明治期的末松谦澄、古城贞吉、高濑武次郎、藤田丰八、久保天随、儿岛献吉郎、笹川种郎和狩野直喜等八位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明治期汉学式微、欧风劲吹的历史书写语境中,探究汉学家如何将《诗经》文本在新与旧、破与立的缠绕纠葛中追溯其“日籍身份”。第三章为“《诗经》的‘双重’身份:在独立中新生（大正期1912-1926）”。本章谈及两位汉学家——盐谷温和铃木虎雄。大正时代是明治与昭和之间的过渡时期,亦是日本历史上最短的时期,前后仅持续了15年便随即凋亡。然这一时期却成为让后世日本人无比向往的“乌托邦时代”,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中,各种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正是在诸种社会思想及时代浪潮影响下,这两位汉学家的开拓精神亦使其在日本汉学界名垂千古。那么,本章将会深入挖掘《诗经》文本在获得“日籍身份”后又是如何逐渐开始独立新生。第四章为“《诗经》的‘生命延续’:在迷途中前进（昭和前期1926-1945）”。本章涉及的汉学家为儿岛献吉郎、渡边秀方、青木正儿、西泽道宽、长泽规矩也、水野平次等风格迥异的六位汉学家。短暂的大正时期结束,进入激进的昭和时代,此时,日本经过一战后的资本积累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动荡不安的战时体制下,传统汉学研究亦分化为多种趋向,一是“为研究中国而研究”,即为鼓吹战争而进行的以侵略性为目的的研究;二是反战思想下的汉学研究;三为纯粹学术研究。本章将据六位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发掘《诗经》文本如何在荒芜的历史语境中拨开迷雾,披荆斩棘,延续生命。第五章为“《诗经》的‘劫后重生’:在传统中涅槃（昭和后期-平成期1946-2019）”。本章选取了昭和后期（战后）的九位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中国文学史”著者,分别为内田泉之助、清水洁、仓石武四郎、佐藤一郎、吉川幸次郎、松原朗、前野直彬、白川静、岩城秀夫。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及世界人民带来灾难和伤害,亦使其自身满目疮痍。在社会重建过程中,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西方思想和理论亦源源不断地涌入,方法论的革新促使汉学研究发生根本上的变革,汉学家亦逐渐开始接受和使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崭新的研究方法,使《诗经》文本在世界文学场域中完成其身份的最终转变。最后为“结论”。归纳总结《诗经》文本在各个历史书写语境和日著“中国文学史”中的书写情况及其身份转变和经典重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