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引致了两个社会现象：一是刑事犯罪率伴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恶化而不断攀升,二是经济增长率因刑事犯罪率的攀升而相应下降。从这些现象出发,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以此为研究对象,本文并未采用传统分析中的信贷约束、政治投票、社会稳定及储蓄差异四个渠道,而是尝试选择一个新颖的视角,即基于供给和需求的研究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这一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文章的主要思想综合为：收入分配在给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带来“激励效应”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抑制效应”,其经济影响取决于两者的净效应。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供给渠道主要体现在：首先,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其次,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对社会劳动投入带来正向“激励效应”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负向的“抑制效应”；最后,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创新资金投入在不断加大的同时,技术进步效率却在不断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渠道主要体现在：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了消费的减少；第二,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了社会总投资额的下降；第三,由于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累进制税率使得政府从高收入阶层中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强化了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而分配政策也将逐渐向其倾斜；第四,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廉价劳动力和消费渠道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这一传导过程是畸形的。从实证检验的角度,收入不平等在供给方面促进了劳动投入的增加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阻碍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抑制了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在需求方面则降低了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同时也提高了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而提高了经济增长水平。基于这些结论,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及其恶化一方面在提高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也降低了社会的人力资本,从而使得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社会经济只能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创新驱动的模式进行发展；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带来高额储蓄率的同时,也导致了居民消费水平的降低,从而使得我国长期以来只能依靠投资和净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客观地说,这一“要素驱动”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在经济发展初期确实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中国奇迹”；但是,这一模式同时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土地、能源、环境以及人才等方面的约束,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实现经济的和谐发展,应在重构经济个体行为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这就要求政府：第一,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产业平台。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技术型”人才提供就业平台；发展文化产业,为“知识型”人才提供就业平台；夯实传统产业,为“体能型”和“服务型”人才提供就业平台。第二,夯实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素质基础。应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服务社会为导向,大幅增加教育培训的公共投入,大幅提高教育培训的培养质量,大力促进教育分享的机会公平,大力加强教师队伍的资金扶持,推动教育培训事业的科学发展,提高教育培训的现代化水平。第三,创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平等机制。应进一步破除劳动要素市场的垄断壁垒,坚持人才就业选拔的唯贤理念；进一步取消城乡对峙分割的传统障碍,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的优化配置；进一步约束特殊社会群体的特殊权利,推进阶层社会资本的良性发展。第四,调整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分配结构。应整治非法活动,打击非法收入；严惩贪污腐败,约制灰色收入；拓宽投资渠道,鼓励财产收入；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工资收入。第五,完善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市场机制。应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规范秩序,实现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建立地区之间的对话机制,切实打破地方行政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