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健全完善,一系列冤假错案经过二审、再审,最终迎来了拨乱反正,当事人终得以洗清冤屈,重获自由与新生。民营企业家张文中便是众多当事人之一。2018年5月末,对于张文中、物美集团,甚至千千万万个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最高人民法院对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一案做出终审判决,宣判无罪。这次判决释放出信号: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对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产权保护;其次,为司法实践中在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上的出罪与入罪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导,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因此,本案具有标杆性意义,标志着国内民营企业的长久健康经营和发展,有了更加法治化的环境保障。第一部分是本案的案情介绍,对终审法院关于物美集团单位行贿所认定两笔事实进行简要概括,并得出案件结论:物美集团未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单位行贿罪。第二部分梳理归纳出本案中关于单位行贿罪的两个争议焦点,一个是关于犯罪主体的认定争议,也即适用行贿罪还是单位行贿罪;另一个是判定物美集团是否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或者实际取得该类利益。第三部分是本案的法理分析,也是本文的重点之一。首先,针对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区分,提出兼具合法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能够代表单位整体意志或者利益归属于单位的,认定为单位行贿;在无法明确区分单位和个人的既得利益数额之时,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定以单位行贿罪。其次,确认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行贿犯罪中的构成要件地位。特殊情况下,行为人因被勒索或者被迫、非主动地给予受贿人以财物的,只有单位主体获取到不正当利益,才能够被认定为触犯单位行贿罪。最后,对比理论界关于谋取不正当利益多种观点的优点和缺点;追溯“谋取不正当利益”三次司法解释历史沿革,包括具体内容、诞生背景、起到的作用、存在的局限性;并提出本文关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观点:第一个方面,能够在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之中找到明确依据的不正当利益;第二个方面,产生于多主体参与的竞争性活动之中的不公平利益。通过对比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对“任鲁才案”与本案的观点态度,抽丝剥茧,特殊情形下,在没有实际第三人参与竞争时,即使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好处费,但整个经济活动没有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不属于谋取竞争优势。通过结合张文中单位行贿罪这一案件的案情分析,即属于上述特殊情形,因此得出结论物美集团不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在实际上也不曾取得该类利益。第四部分是针对本案结论及启示。第一是,阐述了本案终审判决无罪的积极意义;第二是,呼吁民营企业家在法治轨道上规范经营企业;第三是,提出建议制定严格的经济入罪入刑标准,提高入罪门槛,纠正“对腐败定罪零容忍”的观念,保护刑法谦抑性、稳定性;第四是,建议强化法官独立审判,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第五是,建议强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外在监督,形成他律,避免司法腐败,严格保障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