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业已展开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以政府推进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内在的发展动力和运行机制之局限。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开放出了一个中间地带,为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信息传递和能量互释提供了交换的场域。在这个“第三域”(第三部门)中广泛存在并活跃其间的主要主体乃是以自治性、非营利性、自愿性、多元性、开放性、合法性和代表性等为基本特征的非政府组织。针对国家立法之治的理性限度,非政府组织能够将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聚合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权利主张,作为代议制立法的外部补充机制构成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非政府组织的独立、自治品格能够一定程度地满足社会的秩序化需求,是社会自我型构秩序之能力的直接体现;非政府组织以组织化、建制化的形式将社会成员的个体权利凝聚为社会权力,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在权力制衡制度之外得以获取源于外部的社会制约机制。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重要价值目标,由互益性或公益性功能所决定,非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直接的确证和实现作用。非政府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构成了法治的社会之维,能够为政府推进型法治实践提供动力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