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多元动荡的社会格局,激烈对抗的中西文化,大量珍稀资源的面世,艺术与实用的双重需求等,使得章草书在沉寂几百年后,又一次繁荣兴盛。民国时期京津地区的章草书,在创造艺术新高度的同时,又被书家学者们当成文字改革的目标及省时强国的寄托,以艺术与实用双线交织的方式发挥着它的魅力。民国时期“海派”书法的研究已颇具规模,而与之相对的“京派”书法却较少被关注,其中的章草书更是备受冷落。正因如此,民国中期京津地区章草书是本文的研究主体,文中着重探讨其兴盛原因,发展状况,艺术成就,实用特征及失败缘由等,从而弥补民国章草书研究上的不足。本文先从民国时期京津两地密切交织的社会背景入手,探索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章草书等方面的“一体化”现象。再分析京津地区章草书的历史际遇及发展概况。之后解析章草书在京津地区得以兴盛的背后支撑力量,明析其主体成员间的交游,旧臣遗民的拥护,社团中隐含的章草现象等。而后着重探讨章草书在京津地区所呈现的独特状况与成就,从艺术与实用两方面来进行具体阐述。其艺术特征一方面受“海派”如沈曾植等人的影响;一方面受本土文化环境的牵制,如受馆阁体余绪的制约、严谨学风的约束、文字改革的左右,简牍及其它珍稀资源的吸引等,共同造就了京津地区独特的章草书风尚。在汉晋碑刻与章草刻帖的基础上,书家依据各自的喜好糅合其它书体或碑帖,形成多元并存的局面。继汉晋后,章草书在民国时期再次被赋予实用的使命,这也是京津地区章草书的一大特色。在“经世致用”观念的引导下,卓定谋、林志钧等人竭力倡导章草书的实用功能,宣扬其具备笔画简单,辨识容易,书写灵便,历史兼美术等实用优势,吸引了大量的拥护者,就连曾高呼“废除汉字”的钱玄同,也投入数年时间研究章草书,其他汉字改革者们也纷纷表示认可。随着官方机构的设立、文人学者的潜心研究、各种出版物的不断推广等,实用章草书一度出现繁荣兴盛的局面。但由于章草书既不符合民国阶段的文字衍变,自身又带有一定的实用缺陷,加之文字改革者们在艺术和实用两者间的“骑墙”立场,混淆了章草书的艺术功能与文化功能,使得实用章草书昙花一现之后,又复归沉寂了。文章最后从纵向、横向等角度来定位本文的研究意义,解决了哪些问题,及还需进一步思索的问题等,也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