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同时社会丑恶现象随之大量滋生,其中商业贿赂犯罪正是严重侵害市场经济健康机体的毒瘤。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商业贿赂进行遏制,必然削弱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严重损害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和谐与稳定。幸而,商业贿赂的巨大危害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06年国家将反商业贿赂作为反腐败的重要内容,同时对商业贿赂的治理思路转向以治本为主的标本兼治。但是目前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尚不成体系,配套法规、政策也不完善,这些状况制约了对商业贿赂犯罪的防范和打击力度。有鉴于此,笔者从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现状出发,以对国家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发挥作用为目的,深入研究现行法律的不足之处,总结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研究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和规律,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和治理犯罪的实际需要,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反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法律制度的建议。论文的第一章为导论,主要探讨立法的价值理念和实施机制,即在处理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和发挥市场效率的矛盾时注重秩序,在处理个人权利和义务关系时注重个人权利的保护,在构筑反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体系时也考虑到政策和道德的辅助作用。并以基本的价值理念为基础,根据实际需要确定适当的实施机制来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实施机制至少应包括:监督与制约机制、合理的利益调整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此外,反商业贿赂立法模式可以选择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集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刑罚、资格罚、民事责任为一体的综合性法律规范,与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可以互为补充,从而形成一个立体式预防和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体系。关于法律制度问题分为两篇。上篇从实体法上论述,首先,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为《反商业贿赂法》的基本罪名并对某些犯罪构成要件进行修订,使其更加符合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此外,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缔约国义务,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其次,研究目前反商业贿赂犯罪法律的实施困境及原因,利用“囚徒困境”理论打破行贿人和受贿人、介绍贿赂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对主动交待和揭发的行为给予非犯罪化或者减轻处罚的优待,而对被揭发者施以重责,使得因担心自己被揭发而不敢受贿或者不敢行贿,或者行贿、受贿之后主动交待,降低商业贿赂犯罪的暗数,有利于实现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作用。第三,建立“政府透明制度”,需要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政务公开,对目前已经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问题及改进提出建议;探讨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建议当务之急是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第四,严格公司的会计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和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营企业进行审计监督,通过会计和审计制度的修改增加商业贿赂犯罪被发现的机率,从而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第五,研究法律责任的设置,包括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制裁、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的行政惩罚和与此相关的民事赔偿制度进行探讨。下篇从程序法上论述,首先,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商业贿赂监管机关混乱的局面,就需要规定一个机关来作为管辖商业贿赂犯罪的专门机关,可以命名为“反商业贿赂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向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和国家主席负责,专门负责商业贿赂的治理工作,下设独立调查官制度。其次,赋予侦查机关特别侦查权,将特殊侦查措施如“控制下交付”和“特工行动”引入到对商业贿赂犯罪的侦查中,确立秘密侦查措施的合法地位。在这一制度的设计上,要在打击日益严峻的商业贿赂犯罪与公民权利的合法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尽量做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第三,解决商业贿赂犯罪中证据问题的出路在于设立“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证据推定制度以及降低司法机关的证明难度。第四,关于举报制度,要创新举报方式,制定重奖举报人的条款以及举报人保护制度;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争取用较小的司法代价换取对尽可能多的案件的破获。第五,设立缺席审判制度和腐败资产追回制度,并建立起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诚然,法律制度的建构需要充分尊重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力图做到对犯罪的有效治理和和谐社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