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承认“文化大散文”突破“十七年散文”,余秋雨用“文化大散文”终结“杨朔模式”,“文化大散文”跳出新时期初期“小散文”结构僵化等方面取得进步的同时,不得不认清“文化大散文”因沉浸在不断自我模仿中而走向它最初产生时反“模式化”的对立面的事实,它因缺少创新而显得单一、乏味。“文化大散文”生命力的枯竭使的越来越多的散文作家们感到了“文化大散文”面临的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寻求发展前途,成了“文化大散文”必须面对的现实。回应“文化大散文”必须求新、求变、求发展这些需求的是祝勇的散文创作。祝勇是当代新散文的代表性作家,是散文“新变”理论的主要实践者和总结者。他的散文作品和散文理论作为对“文化大散文”革新的研究对象,很是具有典型性和可寻性。祝勇的散文创作之所以成为“文化大散文”新变的典型代表,是因为祝勇的散文创作在多方面突破了原来文化大散文的“藩篱”,其旗帜鲜明的散文革命引起了散文作者大规模的争论与探讨,吸引了研究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以及相应而生的一系列作品创作的出世,给沉寂的文化大散文带来了空前热闹的新局面,各种争论促进了散文更进一步的解放。本文从四个章节对祝勇的散文创作在“文化大散文”上的具体新变进行论述,第一章,阐述文化大散文的兴起与危机,在厘清“文化大散文的”的概念、特点和危机的基础上,为祝勇散文创作在“文化大散文”上的新变研究阐明背景和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论述祝勇的散文观,理顺祝勇散文创作与以往“文化大散文”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为祝勇散文在“文化大散文”上的新变提供思想与理论上的基奠。第三章,从物与历史、人的内在关系层面出发,论述祝勇文化大散文创作在散文内容上的新变。第四章,以文体为切入口,从文类文体、语体文体的角度对文化大散文在文体上的具体“新变”进行分析与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