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对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几乎涉及到方方面面，无论是作家研究还是作品研究抑或是杜诗学的研究，人们都力图运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做出新的全面而深刻的阐释。总观以往的研究成果，杜甫忠君爱国、仁民爱物的道德楷模形象为人们所公认，其道德精神的形成原因亦为研究者所关注，普遍的结论是：儒家思想、家世渊源、身世遭遇是形成杜甫道德精神的主要因素。在肯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本文力图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探讨杜甫其人其诗。 “文学是人学”，其中总有作家的自我身影，构成作家自我的两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性与人格，即“小我”和“大我”。“小我”受现实原则支配，重在理智地追求快乐；“大我”则是指人性升华后的道德自我，重在表现高尚的情操。对杜甫人性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认识了解杜甫，一方面感受他平凡的人性魅力，另一方面以人性为基础，探讨其“小我”与“大我”的内在联系，领略其小平凡的人格魅力，进而感知其诗歌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就个人的物质生活而言，任何人都得为自己的衣食住行奔忙；在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生老病死都是不可避免的。就人性本能而言，人的首要任务就是活下去。作为一个普通人，杜甫亦不例外。在长期的漂泊中，杜甫始终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愿望，从不曾因为自己的衰老、疾病，因为环境的恶劣而放弃生存的努力。从他对待卜居、饮食、生死三方面的态度，可以看到杜甫逆境中的人性美，即善待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任何人都有关怀的需要与补偿缺憾的需要，这是个体行为积极性的源泉，人的活动积极性根源于他的需要。在长期的逃难历程中，杜甫深深体验到生命的脆弱、人情的冷暖，关怀的需要使杜甫推己及人，由关心自己、关心家人进而关心普天下的百姓，表现出仁民爱物的高尚情操。杜甫志向高远、抱负不凡，却徒负许身初志，终老不遇，既卑且贫，补偿缺憾的需要，使杜甫在失落的深渊中仍时时保有一颗济世的壮心：他始终肩负道义，关注现实，以批判社会为己任。 “风格即人”，人性关注与升华对杜甫的诗歌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它加深了杜甫悲壮的诗风。杜甫悲壮的诗风一方面得益于他的艺术匠心，另一方面则获益于他对自我的关注与超越，这主要表现在逆向对比手法的运用上，即三种逆向对比组合：渺小个体与广袤时空的画面组合；丽语哀情的组合；情感的碰撞组合，这三种组合使杜甫的诗歌明显地表现出语意悲而词雄健的悲壮风格。 对杜甫人性的研究并无损于杜甫“诗圣”及“世界文化名人”的称号，可以说杜甫对人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更易于激发人们的共鸣，更能为各个层次的人们所普遍认同和接受，这应该是杜甫诗歌魅力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