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南京政府开始举行“行宪”第一届立法院选举,名义上实现了民国政体由“训政”到“宪政”的转变。相比较“训政”时代,“行宪”之后立法院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以党领政”的局面改变,立法院在职能上不再受国民党约束,并且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干预行政事务,立法院由单纯的立法机构,转变为具有西方国家议会的性质的权力机关。随着立法院职能发生转变,立法委员的权力地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行宪”后立法院主要政党的国民党,在选举一开始党内各派系就为争夺选举资格发生冲突,直至选举结束以后,派系势力随之进入立法院,相互间争斗呈愈演愈烈之势。由于立法院对行政院有人事同意权以及质询权,立法院的动荡也影响到了政治局势的稳定。　　 一方面在立法院内,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在一系列的事件中所表现出的行为深深地打上了派系的烙印,派系成员对派系绝对忠诚,在重大议题的决议上,更是紧跟派系立场,服从派系决定,只知有派,不知有党。另一方面,随着国共之间的战争进入高潮,局势急转直下,属于国民党不同派系的立法委员也必须适时做出政治乃至人生的选择。在不同的时间段,立法院内政治生态,所反映的权力掌控与派系力量分化组合的态势亦是剧烈变化。针对上述情况,本文的论述,主要从以下三个不同时间段进行展开:　　 (一)立法院派系斗争的确立时期。1948年上半年,以立委选举与提名开始,第一任立法院长选举结束为结点。此阶段延续了CC派与三青团派党团竞争的传统,立法院内反CC势力全面集结,作为反对派在立法院内对抗CC派势力。　　 (二)立法院内国民党派系全面对峙时期。从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立法院内立法委员几乎是非此即彼,要么属于CC派,要么属于反对派。双方激烈斗争,派系利益全面超越党的利益。　　 (三)国民党中央与党内派系对党员控制力减弱时期。进入1949年,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全面溃败,解放军即将渡江之际,立委们或多或少抛弃了党与派系的立场,在行为上更多是出于个人利益与观念的考量。或选择起义投向人民一方,或筹组所谓独立于国共双方之外的“第三势力”,或跟随国民党政权前往台湾。不仅国民党对党员的控制力几近失灵,派系对成员的掌控也变得十分有限了。　　 考察“行宪”立法院的政治生态,联系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历史,我们可以观察到,败逃大陆前夕,国民党乃至派系对党员的控制力已经到了十分的脆弱的地步,国民党早就先于军事上的最后失败而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