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作物自其1983年诞生以来就不断地成为人类食品安全的焦点问题,鉴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既不能在短时间内被证实,所以关于它的安全性话题注定会长期处在人类社会的争论之中。在此情形下,通过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制度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显得尤为重要。但需要注意的是,法律通过标识制度赋予消费者知情权,其目的是通过法律手段对生产者施加影响来减小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性中的弱势地位1,告知消费者潜在风险的存在。但标识制度在给生产者赋予义务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生产者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此外转基因食品标识还能缩小国与国之间因为转基因技术差距带来的农业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若在转基因标识上设置过于严苛的条件除了限制外国转基因作物进口也会妨碍本国的转基因技术研究及商业化。因此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需要综合权衡考虑消费者知情权、社会经济成本收益、国家农业、粮食安全、本国转基因技术未来发展等多方面因素。为此各国出台了不同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来适应该国国情的具体需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世界上农业发达的国家,澳大利亚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早期就已经开始种植生产转基因食品了,在转基因生物的管理上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两国在食品标准方面在1996就开始共同开始制定,而在2000年澳大利亚通过转基因法后,两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也是一致的,在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上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与中国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属于要求强制标识的制度,但中国目前的转基因食品标识还较为不成熟,存在有立法结构不合理、立法层级低、标识要求不严谨等诸多问题。在此情况下,借鉴相似制度的成熟的发达国家经验有一定的必要性。本文首先讲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在食品标准合作上的渊源和历史,之后系统的梳理了两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包括立法结构、监管部门、具体标识要求等内容,之后从实际出发讲述了转基因食品标识在两国的具体实践并阐述了此套制度所发挥的价值及其成本,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分析了中国目前在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上的问题,最终通过比较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优劣差异,在明确价值定位、单独对转基因立法、合理划分各部门权限、具体改进标识要求以及增加惩处力度等方面给出了具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