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对西南一个乡水库移民的集体上访史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揭示和分析当国家与农民在土地下放、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的新时期发生正面遭遇的时候，权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实践中运作的。 自下而上的权力运作集中体现在中国1949年后发展起来的独特的上访制运作中。上访最初是国家进行政治动员的技术，上地因水库俺没和冲刷而受到严重损失的农民在实践中则将这种技术用作了争取补偿的武器。但在这种变异中，它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新的权力技术。 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则集中体现在中国1949年建立起来的独特的科层制运作中。由于这种科层制在治理目标和治理手段之间的不平衡，使它在治理实践中不仅造成了不少的“遗留问题”，而且也很难借助正式的程序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它却在实践中创生出了“变通”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却行之有效的治理技术。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这种双向的“意外后果”和“非正式技术”尽管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但“历史的狡黠”在于，正是这两种非正式技术的相互耦合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得以再生产出来，并从人民公社化时期那种总体性的治理逐渐演化为新时期所适用的“综合治理”。 本文的主题是通过两条线索来展示的：明线是正文的故事线，暗线是脚注的分析线。这样一种较新的写法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叙事的完整性，另一方面是为了保留分析的潜力。 但本文的写作同时又是对“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权力、“理论”与“叙事”之间的两种区分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