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基本特点是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生物资产作为农业企业重要资产,其如何确认、计量与披露,在会计核算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正是这一特点导致了对农业活动经营成果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有动机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助,政府补助构成了农业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来源,构成了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因素都为农业上市公司对盈余进行管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本文首先对农业上市公司有关指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提高ROE(净资产收益率)和EPS(每股收益)指标,从而达到有关政策法规及格线的要求仍是农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外在表现。如果在考核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或审定配股及增发资格时只关注ROE或EPS本身的高低而忽视其“走高”的原因,则很大程度上会误导资本市场的判断和行为,不利于全面地考察上市公司的现实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也不利于真正地将配股资格赋予那些经营良好的上市公司,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其次,利用Jones模型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了计量。农业上市公司有调低净利润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可能。生物资产对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资产构成、利润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农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特性。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产及其减值是其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这种盈余管理来源于企业内部。第三,利用回归模型检验了农业上市公司与政府补助的关联程度。偿债能力越弱的公司越可能获得政府补助,农业上市公司中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获得政府补助是农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从企业外部对盈余进行了管理。因此可以认为,生物资产和政府补助从内外两方面决定了农业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其他行业的不同,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也揭示出资本市场对农业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特殊性能作出一定的反应,农业上市公司会计报告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第四,治理农业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就要从对会计报告产生影响的因素着手：一方面要完善生物资产和政府补助的确认、计量和披露,另一方面也要从总体上治理会计失信,大力加强会计诚信的建设。构建会计诚信框架主要的因素在于强化会计监管、对失信者惩戒和企业负责人的诚信。构建会计诚信体系从制度方面保障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保障了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相关方的利益,也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