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拉·沙姆希(Kamila Shamsie,1973-)是与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1971-)齐名的当代著名巴基斯坦裔小说家,尽管在国内学术界后者更为人所知,且沙姆希的作品鲜有研究。但是近年来沙姆希频频获奖,先后摘取多项国际文学奖项,如女性小说奖、安尼斯菲尔德—伍尔夫小说奖,并入围布克奖长名单,产生了世界影响。沙姆希的作品多聚焦于巴基斯坦后殖民社会,追溯关键的历史节点,展现个体生命在政治、种族、宗教裹挟下的交往与共存。沙姆希于2009年推出的作品《灼痕》(Burnt Shadows)深受读者欢迎。小说以经历长崎核爆的日本女性裕子生命迁徙的故事串联起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两个家庭历经三代人的交往,使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美国等地理坐标得以超越空间、政治、文化的差异紧密相连。评论者大都笼统地论述小说中的跨国主义、全球化以及世界主义主题,而对彼此间的关联性、作家立场、世界主义理想的可行性等缺乏深入管窥。本文将运用阿皮亚、努斯鲍姆、霍米·巴巴等人的世界主义理论,结合后殖民视域,反思二战、印巴分治、冷战、反恐战争等历史教训,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沙姆希的小说所展现的世界主义困境。纵观小说《灼痕》,世界主义在国家政治、文化杂糅、全球伦理层面遭遇困境。在国家政治中,世界主义蕴含对国家形式理想化的超越,世界主义个人在国家战争中的悲惨处境揭示了此种超越难以在个人层面实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关系并非绝对,民族主义在反殖民斗争中亦发挥了积极作用。爱国主义缓和了二者矛盾,但在焦虑时期有转变成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危险。小说中法律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缺席未能满足世界主义公民诞生的前提条件,法律确定的公民身份亦并非国家归属感的充分保障,操演性的国家身份面临被外力悬置的威胁,导致世界公民被教学式身份束缚。在文化杂糅方面,极端暴力和贫穷导致的文化贫瘠,强制流动、阶级差异下的难以融合,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侵蚀造成了文化世界主义的失败。宗教与世界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世界主义在伊斯兰教语境中所面临的困境并非文化的冲突,而应归咎于信仰方式背后的政治利益纠葛。语言的杂糅性是小说显著的文化特征,语言富有连结性的哲学内涵,然而在文化翻译缺席的情况下,自下而上的方言世界主义实践困难重重。在全球伦理层面,暴力状态下生命的共同脆弱性证明了人类的基本连结,但由于脆弱性的分布不同而难以成为世界主义伦理的根基与保障,由此进一步展现出自我与他者关系中的伦理困境。移民者的非家幻觉回应了后殖民世界主义的分散性,对此种自我异质性与间隙性的拒斥则阻碍了世界主义主体的诞生。尽管他者赤裸面孔的召唤促使人们承担起对他人生命的绝对责任,最终却在伦理想象的局限性和生命政治的围捕中不堪一击。世界主义在《灼痕》中陷入僵局,促使人们反思世界主义与后殖民社会之间的融合与抵牾,以及世界主义可行性的严格条件,从而进一步探索人类和平共生的新出路。与此同时,世界主义的困境并不能掩盖其谋求世界和睦的初衷,人类依旧需要秉承世界主义的精神,加强沟通交流,打破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增进相互理解与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