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焦点关注之一,而收入差距是直接的外在表现。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比也处于较高的水平,由改革开放之初的2.52上升到2009年的3.33,而后下降到2019年的2.64。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出现波动变化,然而绝对差距上升到26331元,差距依然不容忽视。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是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的重要推动力,通过要素流通等重要途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普惠金融的概念应运而生,这种具有普惠性、包容性的金融发展通过提高金融服务的渗透性、使用效用性和质量性,缩小信息化社会宏观背景下的数字鸿沟,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区域、行业和群体,使得其公平地享有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这对于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发展如何作用于城乡收入分配?这是本文需要思考的问题。此外,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代到来,产业结构的变动可能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持续影响,拥有不同禀赋的从业人员在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上会存在明显的差异。普惠金融是否通过产业结构这一间接渠道影响城乡收入分配?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之间是否形成互补关系?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步伐加快的进程中,这也是本文需要思考的问题。加之,区域一体化意味着通过统筹发展,有效地激发区域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在某一地理空间范围内形成高度活跃的金融聚集、人口聚集、产业聚集的现象,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助合作、信息资源的集约化处理以及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影响区域间的居民收入水平。普惠金融是否存在空间外溢效应?产业结构对普惠金融的空间外溢效应是否具有调节作用?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遵循传统的应用经济学范式,即以理论基础、实证研究、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运用数理模型分析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产业结构视角这一间接作用机制,最后构建计量模型实证验证。借鉴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遵循全面性、合理性和可比性的基本原则,通过“渗透性”、“使用效用性”、“质量性”、对“三农”和小微的金融支持、“数字化”五个维度来构建普惠金融综合指数,采用较客观的变异系数法计算不同维度对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的贡献程度,最终得出省级层面普惠金融相对发展水平。运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剔除港澳台以及西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为解决内生性问题,采用LSDV、IV、SYS-GMM、MLE四种不同的方法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分配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将收入细分四种不同来源、普惠金融细分五个不同维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二者的内在联系。最后,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二者的空间影响效应,进而提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改善城乡收入分配、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省级层面来看,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但各个省份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区域间的差距保持稳定;（2）普惠金融能够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发挥了中介效应;（3）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对不同来源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显著地促进了城乡工资性、经营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缩小,却扩大了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合理化在城乡工资性、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差距发挥了中介效应,而高级化在城乡工资性、经营性、转移性收入差距发挥了中介效应;（4）普惠金融子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有所不同,除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外,使用效用性、质量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数字化程度都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应;（5）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和关联性,呈现“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的空间格局。此外,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相关性为正,在地理、经济、嵌套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并且不仅能够改善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也对“邻近地区”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二者交互项却对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根据研究结论,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改善城乡收入分配、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战略部署,重点关注普惠金融发展的两翼—“包容”和“增长”;（2）制定针对性策略,推动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融合;（3）注重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发展,培养农村居民的理财意识,提高其不同来源的收入水平;（4）完善协同机制,发挥普惠金融的区域辐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