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人们所有的辛勤劳作亦不过是为了片刻的休闲,可以说它不仅关涉到个体的自由发展,也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社会的结构与生活意义的塑造,而所有的休闲又都要受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构性限制。本文通过对于江西省南部一个宗族型村庄的农民休闲及村庄生活历史变迁的个案研究,来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白集体化时代以来的农民休闲交往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此展现被国家与社会互动所结构化了的农民休闲逻辑,也映照出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变迁在农村社会的发展轨迹。集体化时期,随着全能型政治体制的确立,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集体化的经济生产结构为国家主导社会的休闲提供了经济基础。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的休闲以被国家支配的状态来落实文化霸权的政治图谋,为生产而休闲则再次抽离了休闲的本意,为农民休闲增添了更多服务集体生产的政治色彩,但与此同时,农民也会忙中偷闲以弱者的武器来消解强大政治控制的紧张,在总体性权力框架中展现出些许的自主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治权力从农村社会的有限度地退出以及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社会开始逐步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一时期的农民休闲及农民交往在褪去集体化时期政治化的喧嚣后开始呈现出生活化的特征,当它以生活化的休闲重建社区共同体时,也可以互帮互助服务于自家的农业生产。而到了90年代,随着市场影响力的不断彰显,农民的休闲交往也开始出现工具化的倾向,以此营造更利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新关系,这也昭示着村庄共同体开始趋于解体。到了新时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梁村也进一步受到现代化的冲击,无地农民休闲的时间、方式和内容越来越现代化,而休闲群体的分化,休闲内容的娱乐化和去生产化,休闲空间的私密化都展现出整个梁村社会的休闲交往个体化。这既有国家选择性退出的政策影响,也显示出农村社会在集体化时期被摧毁后刚有生长又被市场冲垮的尴尬。最后,本文认为农村休闲方式的历史嬗变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的演变,正是国家与社会以及从社会中脱离出的市场力量建构了农民休闲的行为逻辑。在个体化的新形势下必须以公共文化服务为载体、传统文化的复兴为重点,重构农村休闲的方式与内容,通过健康和谐的休闲来重建乡村社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