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朝公开标榜“以孝治天下”，以后历代王朝无不运用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手段，使以孝为核心的封建伦常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孝不仅成为支撑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支柱，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使孝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积淀成民族的文化心理，对人们的生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封建帝王和儒家士人对孝道的宣传，导致了一些劝孝书在民间的流行与传播。明成祖朱棣编辑的《孝顺事实》一书，选取历史上名垂青史的孝行故事作为教化孝道的工具。根据这样一个文本，联系悠久的历史传统，本文梳理了孝道是如何由家庭伦理而被政治化的? 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绪论进行了必要的学术回顾，介绍了本文研究的意义和方法，主要介绍了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理论，以及这种理论对于本文的适用性问题。所谓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按照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孝道文化无论是其具备的政治功能，还是它在传统中国的传播、演进，都可以看作一种典型的政治文化。因此，这一理论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传统孝道文化。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孝顺事实》的特点。《孝顺事实》取材以儒家经典和正史中的孝子传记为主，在把儒家经典中的孝道观念与规范加以通俗化传播给民众的同时，修正了历史上流传的不符合儒家孝道的孝行。但它又不同于民间的劝孝书，具有政治的严肃性。在编辑《孝顺事实》时，朱棣作为皇帝，总是于每个故事后写下自己的权威论断，这些论断是以评价为内容的道德表述，涉及价值判断，涉及情感与态度。当这些道德规范被作为先天的原则或权力的标志而颁布于社会时，它往往具有一种外在的强制，为民间劝孝书所不及。总之，《孝顺事实》体现了王权视野中的孝道观。循此，我们将探究王权期盼什么样的孝道，王权是如何定义和塑造孝道的? 第三章先对《孝顺事实》所载孝行进行简单的分类，总结出它们表现的孝道精神，主要爱、敬、顺。认为移孝为忠就是基于爱、敬的孝——忠转化。帝国政治的宗法性，最为关键的还是君臣父子一体化的政治精神，这首先是一种“移孝作忠”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家与国的分离，以及国家对社会的全能主义控制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是意识形态对“家国一体”的认定和标榜。这实际上隐含着一个“转换”过程。亦即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把“父子”的价值行为模式转换到君臣关系之中。移孝为忠的结果就是培养了对王权权威的认同，孝道由此成为王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孝道实际蕴含忠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需要孝道的支持。家国一体、君父相类与忠孝相通，在理论上得到合乎逻辑的证明，不过这些论述只是对由“孝”致“忠”可能性的论述。在社会实践中，父母之孝是否能够转化为对君王之忠，《孝顺事实》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此书在选辑孝道故事时，还收集了不少历史上有名“忠臣孝子型”故事，用“事实”证明了孝子成为忠臣的“实在性”。 第四章探讨了孝道政治文化的社会化问题。首先是孝道政治文化的社会化途径。传统中国，孝道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途径主要有：(一)褒扬孝行。包括旌表门闾、建祠立庙、树碑立传、赐物赏钱等精神和物质鼓励；(二)政治录用。既有举孝廉式的任孝子为官，也有科举考试中对孝子优待和照顾。(三)教育渗透。从太学到地方儒学，从家庭到社会，教育的形式和层次不同，但孝道教育都被摆在突出位置。旌表是利用国家礼法的力量来引导孝道的传播，而政治录用则是以利益为劝孝的诱饵，教育的层次较多，主要是用儒家经典和民间语文等形式，结合乡俗的耳濡目染。国家在推广、表彰孝道的同时，注意规范社会流行的孝行，使其最大程度符合王权政治的根本利益要求。表彰与抑制某种孝行，实际上就是王权对孝道模式的重新建构，从而促使个体在政治生活中做出某种政治行为，或阻止个体倾向于某种政治行为。千百年来，孝道政治文化的传承由此呈现为不断刷新的动态过程，也就是孝道文化与王权政治不断互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