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是伴随历史发展始终存在的一种文化倾向。人类智慧所凝结成的人文思潮与科学思潮相互制衡补偿推动历史的平衡发展,是历史的结构性存在。当历史发展形成对人文思潮的冲击时,对人文倾向的张扬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历史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片面合理性所形成的对人文文化的冲击不仅是空前激剧而且对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偏至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正因如此,却又必然地激发了人文主义思潮对历史激进主义的对峙与抗衡,而且这种对人文文化的冲击越是强大,人文主义思潮对历史的纠弊与补偿就越显得坚定而弥足珍贵。而且它在文学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表现,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不容忽视的意义构成和文学景观。历史逻辑常常习惯于从统合主义角度来对边缘性的历史现象进行遮蔽,对相左于历史主流的文化现象的评价自然也失于偏颇。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作为主导性力量的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的观念意识及思维模式的制导下,人文主义思潮则成为长期以来被严重遮蔽的历史价值视阈。其间,虽有坚持人文主义立场的批评家、作家的抗衡性言说不绝如缕,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主流观念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统合主义的遮蔽在文学研究领域不仅窄化了人们的价值视阈而且长期左右着研究者的认识模式,严重地影响到对该类文学的准确评价和文学史的科学建构。因此,对这一价值视阈的揭示和完整准确的把握是迄今为止仍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对人文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性的历史考辨,其中包括对西方人文主义理论的考察和对中国人文主义特别是中国历史现代转型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作必要的历史考察并对其做出类型分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贯穿于现当代的漫长的历史过程,本文着重关注的则是其前期即现代时期。并对其某些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深入细化的个案研究。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由对“人文主义”核心范畴的把握,对人文主义思潮的重点历史考察和人文主义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丰富表现三个层面结构而成。文章的第二部分是个案研究,对中国现代时期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进行个案分析并分章进行论述,其中包括老舍、沈从文、冯至、张爱玲。对于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把握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在不同的价值视阈中,研究主体对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明显的差异。由于人文主义存在的历史复杂性,对人文主义概念的沿用就出现了很多混乱越界的现象,例如,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内涵中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是自由理性,而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始,在对人文主义的理解中,非理性则取代了自由理性成为了人文主义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前者被称为启蒙人文主义,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两者在内涵上对立,却被统称为人文主义。这种对人文主义范畴的过度泛化,造成了很多对学术对象阐释上的困难。本文试图对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廓清。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时期所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伦理型人文主义,另外一种是自然型人文主义,而这两种类型不仅恰好暗合了文学的本体价值对人性维护的两个方面:即伦理型人文主义维护人性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自然型人文主义则重在观照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平衡与交流对话;而且也是对中国现代历史转型时期历史缺失的自觉应对。这种两种人文主义的类型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思想文化层面的表现就是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与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涌现。“科玄论战”所争论的焦点正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待自然与人生的不同的态度。玄学派所坚守的是人与自然宇宙间神秘交流方式的保留,维护人性中的非理性存在,即人生观的多样性,抗衡科学文化对人性中非理性存在的祛除,也就是保存更多的人的自然属性。学衡派之人文主义则宣扬伦理在社会历史与民族存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唤传统伦理的复建。在人文主义的价值视阈中,本文对几个研究个案的价值意义均有新的发现。根据老舍从初登文坛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观念表述和创作实践,可以看出他固然有着跟随国内文化主导潮流的意愿和实际努力,但从一开始却同时又表现出与之不同的观察角度和价值建构。相对于启蒙主义文化“中/西”、“古/今”的单向度价值设置和决绝的历史态度而言,老舍则表现为结构性双面关注的特点。尤其是面对失落的文明及其业已衍生成的后果,表现出了更为警醒的意识,并对其给予了高度自觉的关注,从而彰显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极为难得的人文主义的态度与觉悟。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堪称独步的小说作家。三十年代针对左翼文学阵营对文坛的强力统合,他异帜昭彰地坚守自我的创作立场,其创作主旨就是对抗中国现代历史转型所产生的现代都市科技工商文明对人性的异化。由于这种鲜明的与历史进步进程异构的人文性立场,沈从文的创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遮蔽。新时期以来,对沈从文创作的研究从未降温,但是对沈从文的认识一贯都集中于对其文化观念的评说,而较少从人文立场,尤其是较少从与其文化观念密切相关的带有原始意味的诗性思维方式入手来对其进行解读。本文试图从沈从文带有湘西独特地域特点的思维方式入手深入阐释由这种独特思维所决定沈从文小说所建立的人文性的建构图式。冯至是一个一生都不断寻求精神上自我超越的诗人。他将自己的创作高峰确定为二十年代创作《北游》和四十年代创作《十四行诗》、《山水》、《伍子胥》两个时期。纵观他创作的两个高峰时期的精神关联不难厘清作家的精神发展历程和这之间的逻辑关系。实际上,二十年代的冯至创作集中的主题都是在表达作家的精神失落,这种失落感不单单来自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层面的体认,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凭借他天生的敏锐感触到了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性进程之后,现代文明恣意横生,传统文化痛遭失根所导致的整个民族的精神故乡的失却。这种彷徨与痛苦使得诗人不得不远离故乡去寻求一个答案。于是,沉寂十年之后终于有了他创作的再次爆发。冯至四十年代的创作表达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文明重建的深刻思考与探索,诗人在中西文化的精华中找到一种和谐与价值认同,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完美地表达出来。寻求民族精神的故乡,这就是冯至一生致力不懈的方向。在张爱玲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她对新旧交替时期人性异化的冷峻鄙视和才艺非凡的艺术表现。应该说,这种理解确实是切中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当我们把张爱玲及其创作由此而放置于冷峻批判的层面再回头来理解她时,却又觉得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而且,仅止于对其“批判性”表现的肯定,也势必会阻止对其价值立场和意义指向的深层辨析。因为众所周知,对所谓“批判”这一概念的使用及对其作为工具性价值的期待,原本属于从启蒙文学到革命文学这一主流文学的基本特征,倘若只是注重于从批判的范畴考量张爱玲小说的价值呈现,则不仅难于摆脱主流文学的认知模式,而且极容易造成错位性的评价。事实上,张爱玲的创作根本就不属于主流文学的一脉,不然的话也不至于长期为主流文学所遮蔽。如果我们细心体味她对历史文明发展状况的感喟和作品中所充溢着的无尽的苍凉,就会发现她既不同于启蒙主义文学的“国民性”关注,也不同于革命文学的政治性批判,而是由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人性在历史现代化发展中的悲剧性生存给予了最切近于对象本真状态的关注以及深切的悲悯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