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是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奠基者之一，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理论创获与哲学活动堪称“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缩影”。西方哲学的强烈冲击与刺激使他具有自觉而又强烈的方法论意识。为此，他运用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得到充分发展的逻辑分析法来改造中国哲学，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并专门著《新知言》一书，对哲学方法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负的方法”在冯友兰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在他看来，构建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法;一是“负的方法”，即直觉主义方法。在写完《新理学》一书后，冯友兰明确意识到“负的方法”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负的方法”才能达到哲学的“最高顶点”（天地境界）。相对于在西方哲学中占居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方法而言，冯友兰认为“负的方法”只有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负的方法”也是中国哲学对未来的世界哲学的发展会有所贡献的所在。“负的方法”提出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关于冯友兰“负的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对冯友兰提出“负的方法”的文本梳理，描述了冯友兰对“负的方法”的肯定和认知的过程;(2)从“负的方法”与直觉之间的关系探讨“负的方法”的实质;(3)从正负方法之间的关系探讨“负的方法”在其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4)从认识论角度试图探讨“负的方法”的认识论基础和依据;(5)探讨“负的方法”和其哲学的归极——天地境界之间的关系;等等。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冯友兰“负的方法“究竟何所指？它为什么会只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在中国哲学中，它的内在根据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尝试以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不可说”论为参照，来进行这种探讨。在《新知言》一书中，冯友兰在论述“负的方法”时，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段中关于“不可说”的内容，也是以“负的方法”讲形上学，并且认为他们都对“不可说”的人生意义问题感兴趣。这种看法需要作出进一步具体的分析。对冯友兰而言，只有通过“负的方法”才能实现对最高形上学对象或天地境界的把握和认识;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对“不可说”的形而上学主体世界只能保持彻底的“沉默”，从而放置于彼岸世界，不可说的也就意味着不可认识的。事实上两者既有相通之处，又体现出了某种重要的差别。值得追问的是，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不可说”的内在结构和本体论基础是什么？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言说”的基石在于对象、实体的存在，名称必须有所指称，否则是“无意义的”，这与西方哲学追寻外在客观实在的传统是相一致。而形而上学主体世界处在事实世界之外，没有言说的对象，是非对象化的世界，是“不可说”的。在维特根斯坦“不可说”论的比照下，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冯友兰“负的方法”的本体论依据又是什么呢？可以指出的是，对于“负的方法”的形上学依据，冯友兰并没有作过详细的阐发。中国哲学的“本体”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象的意义，即客观实在的东西;二是“验存的意义”，即体验的存在，是主观与客观同时结合的感受。在中国哲学中，“本体”总是在与之相关联的人生境界中得以“呈现”的，总是与人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联的。而“负的方法”是建立在直觉体验基础之上的，它所指向的是冯友兰哲学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认为，“体验的存在之本体地位的贞定”与“直觉之知之可能性的认肯”构成了冯友兰“负的方法”的形上学基础。也正是“体验的存在”在各自哲学系统中的不同地位使得冯友兰与维特根斯坦面对同样的问题而体现出了不尽相同的立场:由于“体验的存在”在中国哲学具有本体地位，因而冯友兰得以以“负的方法”将之“说出”;而按照西方哲学的传统，“体验的存在”由于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对应物，被划入不可说的神秘之域，虽然维特根斯坦认为“体验的存在”甚至比能够与现实世界对应的内容更重要，但由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囿限于西方哲学追求客观实在的传统，他最终也只能“沉默”待之。　　最后，以“负的方法”为切入点，就冯友兰哲学与中国哲学基本理论特质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指出新理学在根本的理论关节点上体现了中国哲学之精神智慧的同时，具体分析了其在此方面的不彻底性。无论如何，冯友兰“负的方法”为进一步反省、推进中国哲学现代重建提供了理论视野和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