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埋葬了在中国持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然而,中华民国建立后,对清王朝有着无比眷恋的清遗民在民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仍然有一定影响力,选取郑孝胥作为个案研究,可以管窥近代中国面临巨大变局之时,清遗民内心的彷徨以及最终的抉择。郑孝胥出身官宦世家,在青少年时期长期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儒家思想中的忠君、节义观念深深根植于他的内心,这对其日后以“遗老”自居、拒绝出仕民国、乃至提出“王道”思想提供了精神支持。晚清之际,郑孝胥也曾接触西方政治文化,积极倡导社会政治改革,推崇君主立宪制政体。然而在辛亥革命后,郑孝胥的政治思想转向保守,敌视民国和共和制度,将改变中国现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君主制基础上。无论当时社会形势如何变化,自身身份如何转换,郑孝胥对于清朝的“忠”,对于传统政治秩序的怀念都没有改变。为了达成自己的愿望,郑孝胥处心积虑的编织了一套“共氏三世”论作为实现复辟的途径;同时,他错误地认为,文化主义相较于民族认同观念更为重要,他没有秉持民族主义,没有站在民族立场上看待中日间的较量,将希望寄托在日本侵华势力上,走上了汉奸的道路,与中华民族为敌。“王道”是郑孝胥在伪满政权中的施政纲领,来源于中国古代传统儒学文化,包含了他对国家治理、个人修养、世界蓝图的构建等各领域的政治思想。从政治角度来讲,郑孝胥所秉持的“王道”,是为了实现清王朝复辟;从文化角度来讲,则是为了复兴传统儒家文化。然而,郑孝胥的“王道”思想却与伪满洲国背后的实际掌控者——日本关东军的统治思想有着较大的分歧。为了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力,日本侵略者在伪满国内极力宣传“皇道”思想,强行割裂“王道”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不允许郑孝胥实践他的政治主张。更为重要的是,郑孝胥“王道”思想中许多观点已经不能适应近代中国,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因而伪满洲国从未真正实现过“王道”。谋划伪满洲国君主政体碰壁、在日常政务活动中处处受制于人、作为伪总理与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郑孝胥逐渐意识到日本不会真正帮助清逊帝溥仪复辟清朝,日本需要的只是对其俯首帖耳的傀儡而已。他的思想也经历了从最初积极热衷于复辟,到最后不得不放弃复辟的过程。但是对于民国的敌视,郑孝胥却从未放下,在中日双方战争日益激烈,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之时,郑孝胥眼里没有全民族危亡,在他看来,中日民族之战只是国民政府与日本的战争,他仍然对日本抱有幻想,希望日本可以消灭民国,将“王道”实践于全中国。郑孝胥为傀儡政权效力,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卖力,无论其主观目的是什么,都洗脱不掉汉奸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