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起,新媒体社交平台为世界各国借助政治修辞和媒体外交实现“软权力控制”提供了一个全新且有效的渠道。2019年12月,中国外交部在西方主要新媒体社交平台之一——推特上开通了第一个官方账号,其后,以华春莹与赵立坚为代表的外交部发言人开始积极地使用推特平台个人账号开展新媒体外交工作。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西方新媒体平台上的传播声量依旧较小,影响范围受限,对西方政治修辞传统的认知不足,在国际传播和媒体外交两个领域中呈现出双重弱势的状态。本文旨在该背景下,选取推特平台作为研究新媒体外交的平台案例,对2020年2月14日至2023年1月31日期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代表华春莹（@SpokesmanCHN）和赵立坚（@zlj517）,与分别在任期内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Morgan Ortagus）和内德·普莱斯（Ned Price）共用账户@StateDeptSpox)的推特账号文本进行数据爬虫和三级编码;通过英国政治理论学家艾伦·芬莱森（Alan Finlayson）所提出的修辞性政治分析方法中修辞情境分析、问题建构分析和实践论证分析三重逻辑环节,结合苏珊·康多（Susan Coder）所总结的修辞心理学中的身份建构的其中具体方法和传统修辞学的各种具体修辞手段,对所得文本数据进行解读和分析。文章将不涉及对具体的政策制定的分析过程,而更加着眼于在特殊的新媒体环境下,以推特为例,通过对推特这一正在流行之中的政治话语传播平台上的传播环境与传播文本的分析,建立一个完整的修辞性政治分析过程;同时,研究也将考察不同的政治修辞策略在新媒体环境下,由中方发言人在西方政治语境下进行使用所带来的话语效果,并与西方发言人进行对比,这是此前研究中尚未涉及的方向。为达成以上论证,文章将在绪论章节中首先理清研究所涉及的数个核心概念,包括发展中的公共外交概念及其国内外传播情况,同样处在流动发展过程中的修辞学与政治修辞的概念与相关研究,以及修辞性政治分析方法的概念产生、方法拓展和地位认可的过程。在正文第一章中,本文对推特社交平台这一新的政治舆论场域进行了整体性的俯瞰和讨论,区分了西方“宣传”与“传播”思维的差异,并试图论证证明目前所谓的西方新媒体政治传播体制在本质上与过去的战时宣传有着深刻的相似性。这种战时宣传思维的延续意味着西方“传播/宣传”体系从思维体系基础上就与中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互相排斥,为中国在推特平台上始终处于被动迎击的状态提出了—个可能的解释。随后,文章通过分析和描述中美双方所身处的“被动防御vs.主动出击”的修辞情境,并结合对已有数据文本的编码和解读,为后续的问题建构分析确定了情境基础。后续的讨论则涉及到事实推定、定义判断、本质评估和辩论建构四个小阶段,具体分析了中美双方对同一事务不同事务状态认知上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双方对事件重复定义的分歧,以及双方在选择议题聚焦点时的不同等,并据此总结出美方在开始实践辩论前所完成的三个媒体外交宏观程序设计。正文第二章则以前述所搜集的文本数据与编码类目为基础,对数据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通过这种文本分析的过程,本文完成了修辞性政治分析方法的第三环逻辑,即实践论证分析。研究指出,中美双方发言人在推特平台上的修辞策略主要可分为两个大类:自我呈现与国家形象塑造的政治修辞策略,故事建构与情感共鸣的政治修辞策略。在具体的整个修辞策略生效的过程中,自我呈现、故事建构与情感共鸣三方策略共同发力,共同决定了受众如何理解推特上中美双方所塑造的政治情境和局势,决定了受众在之后该如何规范自身的行动。本文认为,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研究通过重看意识形态定义的诞生与演变,通过“合理化”理论和“正当化迷思”两个政治修辞概念,对社会中区隔正负特权阶级的“意识形态”及推特对其产生的助推作用进行了解读。正文最后一章则是总结章。文章重新通过对艾伦·芬莱森相关政治修辞理论的运用,对前述论证逻辑进行了换位思考,并提出了推特平台在整个修辞过程中的三点助推作用。在最终厘清了新媒体时代推特社交平台在中美媒体外交实践中的核心作用后,本文对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开展媒体外交提出了三点可供参考的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