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庸岳诗人活动的1930年代(诗人李庸岳进行诗歌创作的1930年代)是在韩国的诗歌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时期，当时存在的重多问题和矛盾与解放后的韩国文学以及当代的韩国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透过前人的成果，对李庸岳文学进行研究的时候，过去的一些诗评、读后感或短评都会起到一定的影响。解禁之后，踏着前人研究的足迹继续研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这些研究中普遍存在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涉。虽然无论是在1988年以后，还是在2000年以后，对诗人的研究都企图进行较为丰富的各种尝试，但还是暴露了局限性。关于李庸岳的作家作品论研究方面，对解放后到1971年之前的这段时期的作品，过去的研究一直采取了冷落或旁观的态度。本文从创作初期、1930年后期～1940年中期、1950～1960年代等三个时期考察了诗人的文学观的种种变化，特别是解放以后的南北韩文学史观的偏差。从前世纪70到80年代，北韩文学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时期的北韩诗歌文学要求广大作家积极反映将“对党、对领袖的忠诚，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的主流情感”并把它作为创作的基本原则。在作品主题思想的变化上，1935年包括处女诗《失败者的心愿》等在内的李庸岳的初期诗词明显表现出了现代主义的倾向；40年代的《分水岭》、《旧家》、《紫罗兰》则走出了自己封闭的世界，面对社会和国家表现出了向往更加开放的世界的特点。诗人并没有停留在虚幻的理想世界，通过反映现实的手段，更加贴近了民众。尤其是从50年代到60年代南北韩分裂后，笔者尝试通过诗集《平南灌溉诗抄》寻找出映射在作品中主题，并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南北韩分裂后迁移到北韩后发表的作品，探讨李庸岳独有的诗歌创作的特征。本文还对李庸岳作品的象征空间中重点分析了意象的变化、抒情特点以及诗学特征等等。对李庸岳来说，故乡这一空间是荒芜、贫穷和失落的空间，港口和江的空间象征着紧张的生活前线，豆满江则内含着类似民族共同体纽带的延伸意义，而都市这一空间是充满自卑感和挫败感的温床，也是被孤立和逃避现实的地方。在抒情特点方面，北方不仅仅是诗人通过诗进行描绘的一个表现方式，同时也反映了他所体味的人民的哀乐和生活，表现了他向往北方的乡土情绪。另外，由于30年代的中日战争和满洲事变，出现了大批向俄罗斯、间岛、中国上海等地流入的移民，李庸岳本人也在流浪的过程中有切身的感受，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到诗人的作品中就表现了那种四处飘零的流浪情愫。在诗学特征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看到李庸岳通过家和故乡表现一种时代失落感的悲剧诗学，通过流浪生活表现怜悯的流浪诗学，以及表现出归巢本能的民族性北方诗学。本论文力图尝试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评价李庸岳在民族文学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和价值。这种努力将为今后的统一文学史的有关李庸岳的诗歌文学当中会进行更深层次的阐述，对其价值进行科学的评价提供一个机会。李庸岳的作家意识，就在于现实意识所达到的现实主义美感造诣。今后，通过文学史方面的论述和评价，将扭转原有的政治社会学的价值评价，从而达到撰写更为广泛和深层次的民族文学史(统一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