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提供了一种精神资源。他的改造国民性命题、立人学说等启蒙思想以及此折射出的独立人格影响了一批后学，路翎既是其一。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把握路翎对鲁迅启蒙传统的继承和突破： 首先，启蒙主义包括被启蒙者的生存状态。路翎以笔为投枪介入现实人生战斗，以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说为理论支点，在继承鲁迅改造国民性传统的基础上，将国民深处的嗜奴心态解剖到极致，并将现实主义上升到侧重心理解剖的层面，而从现实出发，真诚地、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创作态度是两人获得精神联系的基点；在此基础上，路翎致力于“人”的发现与铸造的责任感加深了作品的生命意识。生命强力，既是鲁迅的推崇，又是路翎的极力肯定，但由于启蒙的出发点和时代要求的不同，路翎笔下的“疯子”系列就比鲁迅那里的“狂人”形象呈现出更多的雄强性，路翎就这样拓展了人性书写的空间。其中展示的是痛苦而又孤独的生命搏战过程。不过，不论是闰土们的静态性格还是张老二们的动态心理，最终都以人生有价值的被毁灭为结局，这就又形成了共同的“几乎无事的悲剧”风格；再次，启蒙主义的另一种含义是启蒙者自身的人格操守。40年代的路翎，面对当时盛行的客观主义、公式主义和大众化话语，坚定地举起鲁迅方向的大旗，以蒋纯祖为代言人注重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和精英地位，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同权威话语抗衡并为此付出了“一生两世”的惨痛代价。这里，依然有鲁迅的精神基点。 在解放区文学占主流地位的20世纪40年代，路翎的小说是一种异质性的存在，恰恰是这种异质性，使得他的小说成为承前(鲁迅的启蒙传统)和启后(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人道主义大讨论)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