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台规》是清代部院则例之一,用以规范都察院的职权行使。《钦定台规》始编于乾隆朝,又历经嘉庆、道光、光绪三朝续编后,最终形成了八门、三十六目、四十二卷,总计例文达2488条的庞大法律文本。清代的则例条文可以分两种:“现行事例”与“例案”。这一分类方式见于《钦定科场条例》,划分的标准是例文的文书形式。例文启头文字是表述制定时间与形式的为“例案”,例文启头文字直接表述内容的为“现行事例”。“现行事例”与现在的法条类似,而“例案”的史料色彩更浓厚。“例案”的制定形式可分为两个大类,一是由皇帝主动发布的“谕”,二是皇帝对臣下奏报事务的批示,即“旨”,在例文中多表现为各类的“准”。《钦定台规》的例文在文书形式上也可以分为“现行事例”与“例案”。例案型例文占到了《钦定台规》例文的绝大多数,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上谕类例案。上谕类例案可能是制定法条的,也可能只是阐明一定的价值观念而不具备法律规范性,也可能是对某事务的裁决、批示;除此之外的题准、奏准类与议准、复准类例案大多是制定法条的。根据例案型例文记载的内容,可以反映出清代例文的三种制定程序:皇帝直接颁布,臣子提出立法草案皇帝批准生效,以及皇帝将例文制定工作委托臣子完成后再予以批准生效。台规中现行事例型例文总量较少,但分布却较为集中。现行事例类例文大多是规范性法条,但部分例文只是记述事实而不具备法律规范性。在条文编排上,台规对例案与现行事例并没有没有明确区分,但在少量例文中表现出这样一种一种特点:现行事例构建基本的规范框架,例案对这一规范框架进行补充与调整。这一特点常见于清代其他律例之中。从例文的功能上看,台规中的例文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法令”型例文、“宣示、记述、批示”型例文与混合型例文。“法令”型例文的内容都是在阐述具体的法律规范,是台规中规范性例文的主要构成。“宣示、记述、批示”型例文核心特征是不具备法律规范性,在司法实践中难以直接适用。混合型例文是前两种例文的结合,这类例文在内容上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可视为是“宣示、记述、批示”型例文,被用以阐述立法原因;后一部分是“法令”型例文,用以制定具体法律规范。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例案型例文表现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例,这些判例的法律约束力来自于皇帝的明确赋予。此外,《钦定台规》的例文可分为现行有效、明示失效与实际变更这三种类型。其中台规中的明示失效例文会以附文的形式记录在各卷卷尾,附在卷末的例文标明“……旧例附”。由于台规中的例文是以制定的时间进行罗列,因而前后例文间的内容常常出现冲突,直接影响到例文的现行有效性,这一现象在混合型例文中较为常见。总体来看《钦定台规》四次编纂最大是成果是在篇章分类上逐渐合理,形成了“官法同构”的法制建构——根据国家事务管理需要而设置官制,同时根据官吏治理需要而建立法制。但是,由于绝大是多数例文只是抄录原皇帝的谕旨,而没有进一步法条化的加工,这就导致例文中规范性内容与非规范性内容混杂。而在例文编排上也仅是依照例文制定时间进行罗列,使得前后例文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台规对着一些了问题只是进行了记录,却没有给出解决方案,使得台规的可适用性大打折扣。台规的这一些特点使得它更像是一部反映都察院典章制度及其变迁的“政书”,而非一部都察院官员行使职权时用以遵守的“法律”。这一现象反映出了清代立法者没有意识或能力去明确法律秩序的等级结构,并进一步构建起整体性的法律规范体系,而是只去制定最为基础的法律规范条文并对其进行整理。《钦定台规》例文的编纂之所以存在前文所述的问题,一大原因就是缺乏类似规范法学这一类的专业理论指导,取而代之的则是传统的史学思想。《钦定台规》的编纂终止于光绪朝,但这并不意味着光绪朝的台规编纂就已经完备,其编纂水平仍处于立法材料的整理阶段。对比同时期其他律例的编纂水平,我们可以预见台规在未来可能的规范化方向:在体例上,可能将形成类似“总则”或“序言”的独立篇章;在条文上,台规的例文将从以例案为主转化为以现行事例为主,而例案则会作为现行事例的调整与补充而继续存在。